这首词不同与王国维另一首写围猎的词《浣溪沙·六郡良家最少年》，那一首更多的是描写了豪侠的个人英姿。这一首却是由围猎活谈及个人的内心活动，更多的点出国家的危难，而自己却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上片三句，写出了一场围猎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过程。“合围”，是这场射猎的开始。“草偃云低”本是写围场影物，放在“合围”的前边就有一种天罗地网的感觉，好像天地草木也在听从人的指挥参与对鸟兽的包围。“雕弓声急马如飞”是写豪侠少年高超的骑射本领；“笑呼从骑载禽归”是写围猎结束满载猎物而归时的得意心情。这首词中豪侠少年的形象与作者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所写的那个“闲抛金弹落飞鸢”的豪侠少年形象有一些不同。那一首中的少年形象仅仅是风流潇洒、射艺出众，而这首词中“草偃云低”的描写，使这个少年还带有一种指挥者的威严之气。史载赤璧之战前曹操致书孙权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自古以来，围场可以喻指战场，打猎可以喻指用兵。王国维把自己想像成围猎活动的主人公，在这场“战事”中大振神威，说明他内心中同样有一种对戎马生涯的渴望。
下片三句“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的牢骚。人们常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者认为乱世的文人，读了一辈子书，既无权势以骄人，又无缚鸡之力以自卫。古代的卫、霍的功勋自不用提，游侠的气概也也无从谈起。假如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则明理恰足以给自己带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扬雄投阁，龚生竟夭，文人的悲剧古已有之。所以，习文不如习武，年轻人有一副好身手，纵不能替天行道，总不致像那些文人在乱世中连保全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如果结合作者的实际情况来看，则这理想近于虚幻。因为“体素羸弱”而称“万事不如身手好”，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人近三十而言“一生须惜少年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身为文人却说“那能白首下书帷”，有一种不甘心于现状的苦闷。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韦庄“留蜀后思君之辞”，跟他的另一首《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的命意相同。而韵文学专家羊春秋认为，这首词乃别后相思之词，不必过于求深。把爱情词都连到君国上面来，是难免穿凿附会之讥的。
此词上片写远行人离肠百结的相思之情。“别来”一句写别离时间半年而书信全无，故尤思念。“一寸”句写思念而痛苦的情状，“一寸”何其小，“千万”何其多，“思念”这一无形的、抽象的东西，通过千万结的寸寸离肠，表现得具体可感了。“难相见，易相别”一句，很容易使人想起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李句舒缓，韦词急促，读来如倾如诉。“又是”句，以景触情，倍增伤怀。
下片从对面写来，写居者在春光里，无日无夜不在思念远人。“暗相思，无处说”，似直而纤，含义有三：一是相思无地方可以诉说；二是本不想说，但闷在心中更难受，还是说出来，说出来又无人理会，则更增相思；三是这种相思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无处说”将相思、烦恼、零乱的心情和盘托出。“惆怅”三句，由现实到回忆，再又回到现实，凄苦之情自见。
这首词直接倾吐真情，毫无掩饰。语虽浅直，而情实郁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