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陆游晚年在故乡闲居,在这首词里宣称要“做个闲人”,其实,绝对的“闲人”是没有的,因为人们总要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把自己生活的时间填满,那怕他们做的是些“闲事”。就拿这首《点绛唇》所写的内容来说,上山釆药、村店沾酒、湖滨钓鱼、水上行舟,似乎一点儿也没得“闲”。此外,做诗、填词、写文章,恐怕也被陆游列为“闲事”。其实呢,这是天大的正事。作为一名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此盛事大业,岂可 “闲事”视之。所谓“闲”是相对的,陆游
所说的“闲”,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对照的关系,把“隐”与“仕”相对照,把山林与朝廷相对照,隐于山林便得闲,仕于朝廷则得不到闲,他的褒贬取舍更是非常明显的。
这首间一开头就提到采药,比较生新,其实,采药也是陆游闲居生活中一项活动内容。他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自己也能处理,所以出行时总要带上一个药囊。对于自己的医道,他颇有自知之明,一抒声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从他的诗篇中零星窥知的。他有一首《小疾治药偶书》 (《剑南诗稿》卷八十),诗中把他的医术和“御戎之策”联系起来,说是“御戎虚上策,治疾阙全功”,自己治病缺乏全副的功能,就像在抵御异族入侵的问题上缺乏好办法一样。这个比喻值得玩味,可见陆游的爰国思想随时随地都可能流露出来。
“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两句,不只是一般的叙事写景,很可能寓含着比喻象征的意见。酒醉之后,划起小船,航行在波浪滔天的湖面上,却并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的船是绝对安全的。对于镜湖来说,大浪接天不是实景而是夸张,是用以比喻“宦海”的风浪险恶。以前,身在宦海之中,升降浮沉,随时有覆舟之险,如今回乡作闲人,已然脱离风险,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明晰,还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作者的“不怕”只能是胆子大而已。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