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五月，阳光灿烂，江陵城外，农家院内，一位少妇，埋头缲丝。十指纤纤，蚕茧白白，少妇衣袖高挽，抽丝不停。杨柳依依，绿荫重重，麦香淡淡，布谷声声，少妇缓缓放慢了手的动作，心情渐渐变得十分沉重。她想起了出门在外、将要归来的丈夫。
这首《荆州歌》，就是抓住少妇在这种情境下的心理变幻来写的。全诗共五句，意义上分三层。
头两句是一层，写少妇心情沉重的原因。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城在山上，地势高峻，为出入蜀城的门户，也是诗中少妇之夫返航归家的必经之地。瞿塘峡也在奉节县东，峡中水流湍急，礁石林立，五月水涨，不见礁石，行船极其艰险。少妇一忧白帝风波，二忧瞿塘暗礁，可见顾虑重重。她不是怕丈夫误了归期，而是怕丈夫遇了风险，此刻她心中没有夫妻将要重聚的喜悦，只有替于险象环生的途中日夜奔波的丈夫无限的担忧。李白《长干行》写商妇思夫，也曾悬想过丈夫路途的危险：“十六君远行，瞿塘艳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可是归程的风险比不上商妇对丈夫的热切盼望和痴痴的情爱：“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商妇的爱炽热外露，茧妇的爱凝重收敛。同是少妇思夫，感情表达的方式，情绪变化的过程却不尽相同。
三、四句是第二层。这两句仿佛是少妇对远在蜀地的丈夫的倾心的诉说。“荆州麦熟茧成蛾”说节候，与第二句的“五月”相照应，也与上两句的“白帝风波”、“瞿城五月”相对比。同是五月，丈夫在艰险旅途中日夜兼程，妻子在麦香茧声中辛勤劳作。五月，或许是夫妻商定的归期。然而温暖平静的五月也许是雨雪风霜的五月，少妇半喜半忧：丈夫就要归来了呀，可是，眼下归来风险重重啊。缲丝之“丝”同“思”谐音，“头绪多”也是双关语。这是以丝的头绪喻思念丈夫的头绪纷繁：首先是忧虑之情郁结心头，像茧丝一样纷乱无章，其次是相思之情萦绕心头，如茧丝一般绵绵不断，再次是烦恼之情难以排遣，似茧丝那般缠结身心。千头万绪，全是为“君”而生。
最后一层也是诗的结尾。正在少妇思绪纷繁、矛盾重重之时，传来了布谷鸟（拨谷）的叫声。布谷鸟五月飞鸣，鸣声如唤“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这既是少妇对驾舟欲行的丈夫的劝阻，也是少妇内心里的自责。然而，千里之外的丈夫听不到拨谷的叫声与爱妻的呼唤，此时此刻，少妇只得徒然叹道：“奈妾何！”全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有曲终声不尽之妙。
古时荆州一带的民歌极其丰富。李白的诗善于从六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菁华。语言清新的《荆州歌》显然是他学习民歌的结果。如以“丝”为“思”，就是民歌中常用的手法。“丝”的头绪和“思”的头绪，既贴合少妇的劳作，也贴合少妇的心理。另外，此诗是“柏梁体”，句句押韵，节奏短促急迫，宜于表现少妇忽明忽暗、变幻不定的心理活动。
全诗无一字叙事，只是抒写女主人公的思夫之情。然而，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
该篇是纳兰的一首简短小词。上片写相思，似乎是在同忆中找寻往昔的欢乐，又像是在怀念妻子，在她离去后产生了伤感之情，词意扑朔迷离，耐人寻味，有着重情重义之感，也有迷惘哀伤的纠结。
开头便直言了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 “帘外五更风，消受晓寒时节”。竹帘之外传来五更的寒风，在这清秋寒冷的早晨实在让人难以消受。这首词写与妻子乍离之后的伤感，写得如此直白动人，只怕是纳兰的内心真的是无法再忍耐下去了，爱情对于他来说是精神的一种很大寄托，但当他所依赖的爱情一份一份都离他而去的时候，再坚强的人，只怕也会难以承受了。
词一开始便颇有自怨多情之意。不过语言虽然直白粗浅，但是却真挚感人。越是直白简洁，便越是入情至深。而后接下去便说道：“刚剩秋衾一半，拥透帘残月。”独自孤眠，秋夜冷冰冰的被子因多出了一半，而晓寒难耐，于是拥被对着帘外的残月。夜半孤枕难眠，只能望着明月去回忆往昔，但可惜，月亮似乎也知道他的心事，窗外所对的只是一轮残月而已。
欢乐和幸福都是短暂的，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长长久久、永不变更的、纳兰而今只剩下独自一人，孤独无依，现在对着窗外的残月，更是加重了这种孤独感，纳兰自然是情难以自禁，泪流满面。
故而下片便写道“争教清泪不成冰”，自然承接了上片的情绪，没有什么过渡，也没有任何的引申，依然是简单的描述，将心情的糟糕写得入木三分。直白的描述有时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纳兰将人生苦短、情短苦多的情感纠葛写得让人无法不去动情。
想起往日的种种，而今自己独自一人赏月，只能清泪长流，空白凝噎，这句中的“成冰”更是写出清冷孤寂的意味了。泪流至结成冰，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哀愁，纳兰的孤独和寂寞，在卢氏离去后便更加明显，但凡卢氏之前用过的衣物、住过的楼阁，对纳兰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所以，纳兰才会说“好处便轻别。拟把伤离情绪，待晓寒重说”、纳兰自己也知道，面对这样铺天盖地的哀伤，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把离别之事放在心上，这离愁别绪待到天亮以后再去想吧。
如此哀伤，似真非真，似幻非幻，极富浪漫色彩。在词的最后，纳兰从回忆中抽身，回归现实，他知道现今已经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了，与其在回忆中痛苦挣扎，不如转身睡去，让梦境和睡眠赶走孤寂和寂寞。
全词写痛苦写得淋漓尽致，既然相爱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生老病死种种原因而分开，那当初为何还要用情那么深，以至于到如今还难以消解遗忘。这恐怕是所有有情人的困惑和疑问，纳兰在这首词的最后做了解答。既然相爱，就去爱，一旦当爱不起的时候，便是再后悔也无用了。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