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简投关离玉阙，天人推出镇琳宫。
身居星弁霞裾上，心在烟都月府中。
岂是摩挲令发黑，不须服饵自颜红。
百年赢得十分讷，万事算来俱是空。
解织蜘蛛空结网，能言鹦鹉被樊笼。
闲将世味闲中嚼，静把天机静处穷。
学巧不如藏巧是，忘机不与用机同。
虚空不语虚空广，造化无声造化公。
六贼奈人闲不得，十魔见我懒相攻。
凝神多得佯呆力，养气无非守口功。
欲雨只消呼瀣沆，要雷畧目召丰隆。
人间若也不容住，学骑白鹤乘天风。
冠简投关离玉阙，天人推出镇琳宫。
身居星弁霞裾上，心在烟都月府中。
岂是摩挲令发黑，不须服饵自颜红。
百年赢得十分讷，万事算来俱是空。
解织蜘蛛空结网，能言鹦鹉被樊笼。
闲将世味闲中嚼，静把天机静处穷。
学巧不如藏巧是，忘机不与用机同。
虚空不语虚空广，造化无声造化公。
六贼奈人闲不得，十魔见我懒相攻。
凝神多得佯呆力，养气无非守口功。
欲雨只消呼瀣沆，要雷畧目召丰隆。
人间若也不容住，学骑白鹤乘天风。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开头两句，是思妇对去年与丈夫离别时情景的追忆。这两句妙在不纯用叙述笔调，而采用思妇自问自答的写法，显得波峭有致。“南园”一句，因是化用晋代诗人张协“蝴蝶飞南园”（《杂诗十首》其八）的诗句，故“南园”可理解为某处的一所花园，未必实有所指。其时正当春天，南园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一对即将离别的夫妻，面对如此良辰美景，尤其是看到那成双作对的蝴蝶，不禁触景生情，肝肠寸断。但这种哀伤情绪并未在字面上流露出来，诗人描绘的反而是一派明媚的春光，这正是王夫之在评论《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时所说的“以乐景写哀”（《姜斋诗话》卷上）的手法，从而把哀伤之情反衬得更为强烈。对这对夫妻家在何处、为何事离别、丈夫又去向何方等问题诗中均未作交代。这就给读者设置了悬念，也为引出下二句埋下了伏线。
“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秦云。”中间两句，用的也是思妇自问自答的写法，写思妇在丈夫离家一年之后对他的怀念。但诗中并未正面倾诉离愁别恨，而是分别描绘了“西山白雪”与“暗秦云”两幅惨淡的画面，借景言情。“西山白雪”四字，看似景语，其实是借此点明丈夫离家的原因及其戍守之地。“暗秦云”三字，不仅点明了他们夫妻原来家居之地，同时也借思妇在家遥望云天之所见，来刻画她翘首期待之状以及悒郁愁苦之情。前两句留下的三点悬念，至第四句方才释然大白。这种写法，较之一开头便和盘托出，更耐人寻味，此诗构思布局之妙，于此可见。
“玉关去此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末尾二句，写思妇与丈夫天各一方，难通音信。秦地距玉关达三千里之遥，欲传尺素，又无鱼雁。夫妻二人，一别经年，满腹相思，无由倾吐，这就使思妇更感痛苦万分。诗中，思妇的丈夫戍守之地为“西山”，并非“玉关”，思妇欲往“玉关”投寄“音书”，貌似南辕北辙，前后牴牾。其实这并非李白失之粗疏。盖“玉关”自汉代以来，即为汉族统治者与西北各少数民族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之地，也是闺怨诗中思妇经常梦魂萦系之地。如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子夜吴歌四首》其三亦云：“……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此类诗句，唐诗中不胜枚举。在这里，“玉关”并非实指，而是泛指征战戍守之地，“玉关”自然也包括其中。诗人之所以用“玉关”取代“西山”，很可能是出于修辞的需要。由于第四句已出现“西山”二字，故第五句换用“玉关”，以免重复。
征夫怀归、思妇闺怨，是中国古典词歌中一个传统的题材。自《诗经》以来，作者代不乏人，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即如李白，此类作品亦自不少。《思边》这首小诗，在李白闺情诗中虽算不得出类拔萃之作，但在艺术上有如下两点颇可注意。第一，如上文所述，首二句叙别离之悲，中二句诉相思之苦，均不落言筌，须待读者细加咀嚼而后出，可谓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第二，全篇虽用思妇口吻，但“去年何时君别妾”二句是从丈夫一方着笔，“今岁何时妾忆君”二句是从自己一方着笔，这种对仗的句式从两方落笔的写法，既具整饬匀称之美，又见回环往复之致，与缠绵缱绻的诗情妙合无垠。末尾二句，出语虽稍嫌直露，但可使题旨表达得更为强烈醒豁，收结更为斩截有力，白璧微瑕，故未足深病。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