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着意突出梅花之品节，而不是突出其形之美。梅花不慕盛春之荣华，不畏霜雪，也不步他花之后尘，独自在冰天雪地之中傲然开放。
诗歌为突出梅的高尚品节，从三层意义上进行对比描写：
一是开放于“竹梢深处”，荒林、苔藓之类更烘托出梅之清高风格；
二是与南雪相比，与桃杏众花相比，南雪易于消融，而梅花却不易凋谢，梅花也不像桃杏众花那样，轻易委身于东风；
三是以其生长环境之恶劣、冷寞烘托其品节，即使在野桥边、寒谷中，它也能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
此诗托物寓志，借梅花抒发自己真实情感。在张道洽的所有梅花诗中，确为上乘之作。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这首诗是杜审言为好友崔融而作，崔融时任唐代节度使掌书记之官。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以叙事的方式，交待友人远出的原因和形势，描绘出一幅君王为歼敌派将出征、书记随主帅即将远行的景致。友人踏上征程，投身远征之地，自然少不了关于行军和战斗的事迹。然而，诗人却以一种巧妙的手法，通过烘托氛围，从另一侧面切入，描绘了送别的主题，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的内涵，使其结构更为清晰有序，同时也更加生动。在诗篇中，通过对比“君王”与“书记”，以及“行”与“远”之间的巧妙呼应，诗人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切称赞和羡慕之情。这其中蕴含着诗人真挚的送别之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对友人未来的美好期望，期盼他能够在征战中有所建树，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以写景的方式，紧接上文，描绘出一幅饯别的帐蓬连绵不断、从宫阙直伸延到河边的景致。诗人通过充满激情的情感、富有想象力的构思和夸张的表达，赋予整个结构以严谨的呈现，以此刻画出征途上那激昂隆重的送别场景以及壮观雄伟的军容。“连”、“动”两个动词，用得贴切自然，可谓一字传神，觥筹交错中，使得出征和送行的场面声势浩大、气势强劲。
“旌旃朝朔气，茄吹夜边声”写诗人想象奔赴战场后的情景：旌旗在晨光下迎着朔风招展，笳声在月色里放声长鸣，响彻边城。“朝”、“朔气”、“吹”、“边声”，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势，流露出军营严肃、高昂的士气和战场的悲壮气氛，侧面夸赞行军和驻屯的整肃和警惕，暗寓出诗人对此次战争必胜信念的情愫。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描绘出一幅友人稳坐中军筹划灭敌计谋、待到北疆秋风劲吹之日传来平定的捷报的景致。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却把友人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活灵活现，洋溢着诗人寄托着对朋友的希望和鼓励。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既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又衬写了包括友人在内的将士们的无畏精神。“坐觉”、“扫”、“平”，突显出诗人对友人的勉励，表现出对友人才华的信任和王师必胜的信心。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开头四句，诗人实写眼前的送别。后面四句，诗人超越空间的限制，写想象中的边塞恶劣的气候环境，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荒寒悲凉的景象，烘托出浓烈的战争气氛。此诗虚实相照，机趣盎然，格调古朴苍劲，音韵铿锵流转，写得言简意赅又不失笔调豪放，回肠荡气又不失痛快淋漓，没有悲悲切切的话语，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令人鼓舞的力量。诗中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稳坐中军、运筹帷幄的威武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