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杂赞小品。这篇文章是对韩干绘画作品的评述，内容高远有意趣。前段干练明洁的描述了画中四马的神姿妙态；后段展开联想，以马比人，使马更加气度非凡，并赞扬了一种热爱自然、超尘脱俗的生活态度。全文用字精炼，造句尤有特色，前段多用四字短句，后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文章起笔细致描述：马有四匹，神态各异。有的昂首长鸣，有的下鸣探路，有的回头反顾，有的原地驻步。“骧首奋鬣”是状马奋然欲奔的动态。“顿足而长鸣”是摹其声。“尻高首下”系绘马下河去探路之状。“跔蹐”是写具体的探鸣的样子。“反顾”系回头看同伴。“若似鼻语”是揣摩其心理语言。“不应”为不答应。“留行”为停止不走。这一自然段的描写很有讲究：四匹马，一分为二，前两匹分写，后两匹合写；前者勾勒动态，后者则状静态；前者在岸边陆地，后者却在鸣里；动者显其刚烈不羁的风骨，静者现其文静而细谨的性情。动静结合，高低相宜，前后有致，形象对比鲜明，构图错落疏朗，颇有战国议论散文纵横捭闽，繁笔铺排的遗风。
第二自然段延展思维，推测议论马的性质，提炼文眼。是“厩马”还是“野马”，问而不答，引人深思。这是对第一自然段所状马之形神的拓展，也是议论时所必需的铺垫。“皆中度程”，点破其符合良马的标准，一语收来，初步点染出旨意：这种野性尚未脱尽的厩马，其实就是久处官场、意欲归隐，却又摆不脱仕宦羁绊的人。其后，作者进一步叙议发掘，说它们那种潇洒自得的样子，就像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和贵公子，一同解开衣带，脱下帽子，在河边洗涤被污染的帽缨，何等惬意啊！“友麝鹿”，意思是说要辞官归隐，寄情山鸣。可是，要归隐何其难哉！苏轼在《鸣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就曾表达过这样的忧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就是当时作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既然左右为难，那就不管它功名利禄、毁誉得失，只管悠闲自得、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吧。其乱中寻静，忙里偷闲，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鲜明地显露了出来。该段以议为主，以叙为辅，议得精当，叙得扼要。引用“濯缨”的典故，说明一旦跳出官场的快乐自得的神情，丰富了寓意，突出了主题。
这篇文章不足一百五十字，篇幅异常精短，却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心理世界和复杂的生活理念，折射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背景，容量着实大。文章由马及人，以人比马，两层推进，既写出了马的潇洒自得，又写出了人的清高闲雅，文脉迁延，皆历历可见；马人相喻，委婉明意，隐显兼用，意趣浓郁，既无直露之感，又无晦涩之嫌，表现出作者谋篇构意的匠心。写马，主要采用先叙后议法，其实也是十分艺术的说明法；写人，则叙议交融；而对马的赞赏，对政治社会的厌恶，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生活无奈的感情无不充溢于字里行间。全文用字极其精炼，造句尤有特色，第一段多用四字短句，第二段变以杂言，整散相间，富于节奏美，堪称古代散体韵文的精品。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鹤冲天·闲窗漏永》表达了浓浓的相思之情。词中展现了主人公拾起一段既抛不开、又提不起的感情经历，并以刹那间的感情体验消磨自己的生命过程，令人震撼。
词的上阕，主要通过凄清、冷寂的夜景来烘托女主人公“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思。起句“闲窗漏永”交代了地点、时间。“闲”、“永”两个词主观色彩颇浓，既写出了幽室的寂静凄冷、长夜的漫漫无际，又暗示了人物内心的孤寂、压抑。此刻，窗外月冷霜清，明月的清辉映照着满地的凝霜。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的幽冷。
“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女主人公静悄悄地放下帘幕，面对残灯一盏，独自枯坐。
以上四句中，“闲”窗、“永”漏、“冷”月、“残”灯等意象，共同构成了一种极为幽静清冷的环境氛围，为下文描写人物内心的寂寞、烦乱作了很好的铺垫。“再三追往事”一句由景语转人情语。追怀往事，颠倒思量，仍然理不清个头绪，结果只能是“下魂乱、愁肠锁”。一个“乱”字，一个“锁”字，形象地表现了人物当时心绪的纷乱和愁思的郁结。在此种情形下，沉吟无语的女主人公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喟：外面虽月冷霜清，但也算得上是“好天好景”，我却愁眉不展，愁肠百结。
词入下阕，紧承上文直抒其情，道出了“好天好景，未省展眉”的原因：“从前早是多成破”，回忆初识的情景，现在想来早就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何况经岁月，相抛嚲”，语意又深一层：更何况两人长久别下，重聚无期，相互间无法了解，无法沟通，这段感情经历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词中女主人公绝无《诗经·氓》中女主人公式的决绝，她明知自己不能把握这份感情，却还心存一点幻想：“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这种小心翼翼、怯生生的自言自语中透出的那份犹疑不定真是令人心悸、心碎。至此，下阕以“早是”、“何况”、“假使”三层意思层层递进，写尽了往事如烟、恋情不再、纵使相见不“相识”的悲哀。“悔恨无计那”，她悔恨莫及，但也无可奈何。最终也只能在“迢迢良夜”中自我折磨，无法解脱。
这首词在总体上是以直线型的结构方式和白描的手法写景、状物、抒情，体察入微地描绘了人物细腻而复杂的心理，无异一位悔恨无已的歌妓的内心独白。由“下魂乱、愁肠锁”到“未省展眉则个”的伤怀，由“从前早是多成破”到“假使相见，还得似、旧时么”的预想，由“悔恨无计那”到“自家只恁摧挫”的甘受内心折磨，感情自然流转，回环往复，将女主人公欲爱不成、欲罢不能的悲哀和无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可说是柳永笔下妓女形象的又一个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