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三章。首章起笔雍容大方,“福彼洛矣,维水泱泱”,两句点明天子会诸侯讲武的地点,乃在周的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且以洛水之既深且广,暗喻天子睿智圣明,亦如洛水之长流,深广有度。接着以“君子至止,福禄如茨”两句,表明天子之莅临洛水,会合诸侯,讲习武事,乃天子勤于大政的表现。昔人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天子能亲临戎政,御军服以起六师,故能“福禄如茨”,使天下皆受其赐。此章后两句“韎韐有奭,以作六师”,补足前意,“韎韐”为皮革制成的军事之服,意如今之皮蔽膝。“以作六师”,犹言发动六军讲习武事。明示天子此会的目的,在于习武练兵。故天子亲御戎服,以示其隆重。
二章旨在加深赞美。起二句同首章。“君子至止,鞸琫有珌”,鞸为剑鞘,琫珌分指剑鞘上下端之玉饰,表明天子讲武视师时,军容整肃,天子亲佩宝剑,剑鞘也装饰得非常堂皇,威仪崇隆。故而诗人以“君子万年,保其家室”,作欢呼性的赞颂。
三章句型基本上与二章相同,但意义有别。“君子至止,福禄既同”两句,既与首章之“福禄如茨”相应,兼以示天子在讲武检阅六师之后,赏赐有加,使与会的诸侯及军旅,皆能得到鼓励,众心归向,一片欢欣,紧接着在“君子万年,保其家邦”的欢呼声中,结束全诗。而“保其家邦”的意义,较之前章的“保其家室”,更进一层,深刻地表明此次讲习武事的主要目的。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怀古诗。诗人借用了王昭君出塞的典故,却与以往借用此典的诗词大不相同,不以议论为主,却通过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再现昭君当时心中所想,深刻地诠释了“千古琵琶”的含义,发人深省。
诗的开始,粗线条地展示了边地的风光。铺天盖地的雪淹没了塞外绵亘不尽的群山,继雪而起的北风呼啸着,将大地可能有的一切吹伏在地……。“天山雪后”一句,用笔简洁,唤出的图景却是无限的。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背景深处,一个坐在马背上拨弹琵琶的女子形象出现了。琵琶作为一种乐器,可以弹奏出缓急高低不同,如珠玉落盘、流水幽咽般的曲调,为此,它曾使唐代那位谪居江州的司马为之泪湿青衫。那么,在这首诗中,通过这个“抱得琵琶马上弹”的形象,将其中蕴含的真意展现出来。杜甫曾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猜测,王安石则以“含情歌说独元处,传于琵琶心自知”作为交代。这些诗句,都是极高妙、极为人称颂的,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过,它们毕竟还有一个说不上是弱点、但总觉有些遗憾的特征——作了议论,下了判断。“怨语”也罢,“含情”也罢,都明明白白地点出了昭君弹曲时的心事。
而在这首诗,诗人却不提昭君弹琵琶时作何想,重点落在“曲罢”——曲传达心志的琵琶弹毕,停弦驻马,昭君举目遥看,此际,青海头上的一轮明月,在她眼中变得朦胧了,变得与她在汉宫时所望见的月相似了,她徘徊在这样的月光下,流连难去……诗人看似在着力写这“月”,但“曲罢”二字一一昭君的错觉,不是时时皆有的,而是在弹罢琵琶后这一特定的短暂时间内所有的;换言之,她的错觉,乃是由弹曲而生。然而她弹曲时是何心事,诗人却不点出,意味深长。但诗人虽留下了意味,却不忙于下结论,这是他的含蓄处;而诗人虽不下结论,但他说昭君曲罢乃误以胡月为汉月,又暗示了他的结论,这是他的高妙处。这样的运笔,比之“怨语”、“含情”之说,虽缺乏下断语的胆力,知增长了“千古琵琶”的蕴含。
王昭君在咏史诗中是一个写滥了的题材,但这首既不写昭君之怨,也不写元帝无情,只写昭君身在异域不忘故国,也颇有新意。手法上一反咏史诗以议为主的写法,只描写昭君出塞后的弹曲与望月,通过将青海月当作汉宫月的误觉,突出昭君对故国的眷恋,全诗无一句议论而议论尽蕴含其中。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这首诗写诗人对铜官山留恋的深情。诗说我爱铜官山的娱乐,住上一千年也不想离开,要是尽情跳起舞来,愿把五松山都蹈遍。表现出对铜官山的热爱,使用了夸张手法,兴致豪放。这首诗虽只是短短的五言绝句,但其间诗人思想情感高强度的抒发和艺术夸张手法的大胆使用让人们拍案叫“绝”。
“我爱铜官乐”,诗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点出全诗主旨。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豪爽坦荡,用侠人直语引出诗人对铜陵深沉爱的情感,夸张之源正在于此。爱铜陵之情,诗人先从眷恋不舍之情写起——“千年未拟还”。“千年”从时间上极度夸张,引出了诗人对铜陵爱的延绵,从时间(数字)的夸张,引出情感的夸张,表现诗人情感的真挚。诗人置酒铜官山,宴饮谈笑,挥动象征壮志的长剑助兴,拂动帘大的衣袖歌舞长啸,使读者羡慕其乐。由宴饮歌舞之乐,诗人又用夸张把情感推向高潮。
三、四两句即言诗人对铜官山欢宴之乐还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尚须一回舞袖,拂尽秀色可餐的五松山。五松山山秀木荣,山上岗峦泉洞、花草树木,不可能教“舞袖”“拂尽”,这是浪漫色彩行为的空间上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对铜陵山山水水的深情蜜意。
“拂尽”二字,表现了诗人内心似水柔情。诗中用的两处夸张,方式虽属相同,皆属于扩大夸张,即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快、高、长、强……)处说(前者把时间往长处说,后者把空间往大处说),但细加斟酌,二者尚萌不同。前一夸张写得较虚较略,后一夸张写得较详较实,两者从时间、空间的不同角度烘云托月,在造成色彩强烈的艺术境界中,让诗人“我爱铜官乐“感情的积聚爆发。
由此可见,在抒情诗里,夸张能把诗人的情感强烈鲜明地抒发出来。夸张的“失真”和悖理,诗情的真实和感人,二者反映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差异和联系。而正如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真实一样,夸张当然也离不开诗人郁积的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无此,夸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拨动读者情感共鸣的心弦。李白这首诗中夸张手法的成功就在于有雄厚的思想情感基础作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