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此诗开头八句,作者诉说自己政治上“穷拙”的遭际。在“只今道已塞”的景况下,他日暮饮酒,酷爱诵读《楞伽经》和《楚辞》,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已看破官场的黑暗内幕,仕进的前途已经被阻塞,所以产生了“心已朽”的心态。这时他已二十一二岁,诗云“二十”,当为约数。“人生”两句,表达了很深的人生感叹。
第九句至第十六句,写陈商的景况。先形容他寒酸落拓,穿着布衣,雅尚礼仪,他不肯追逐时尚,苦学古文辞,不像时人追求委靡的骈偶文风。次叙他的家很少有人来访,门庭冷落,连车轮的印迹都冻结起来,门前的榆树在夕阳照射下拖着瘦长的影子。这里,写景凄凉,与前文写人“凄凄”相呼应。黄昏时节来寻访作者,固守苦节,春气亦为之郁结不畅。以上八句诗,描述陈商的形貌、品格及其遭际。
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四句,称颂陈商的品格并表示师法陈商的心意。前四句写华山之高峻,用暗喻手法,比喻陈商人品、才学之崇高。后四句,说公卿们纵使不看重陈商,作者也不能禁口不称赞,他还要师法陈商,宁愿终日箕踞长坐,也不肯奔走权贵之门。诗句生动地表达出作者钦佩陈商的心仪和景行仰止的态度。
第二十五句至第三十二句,诗思又回到自己身上。“朴樕”两句,是自谦之词,承上言,作者才不及陈商,不论何时,都不能成材。“礼节”以下六句,说到作者官职卑微,身为奉礼郎,专司礼仪,与作者的性格相背悖,形容憔悴,如同祭祀后被人抛在路边的刍狗。风雪天在斋坛值班,身穿黑色祭服,神气态度犹如承事箕帚的奴婢。诗句备述作者任职时所受的屈辱。
诗的最后两句,巧妙运用古小说的典故,表达出宏大的志愿。这层诗意,涵盖陈商和作者两人,说何时天眼张开,他们像古剑那样鸣吼而飞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李贺诗中,“剑飞”“剑吼”之意象屡见,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临岐击剑生铜吼”(《开愁歌》),此诗又云“剑吼”,都有自喻之意,期望实现理想,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全诗先分别写李贺、陈商,后写李贺师法陈商,再写李贺直斋坛的情景,各用齐整的八句诗为一个诗段,最后两句,以两人同时收结,形成单起双收的结构特征,自始至终将诗人和陈商交糅起来描写,写李贺,其中有陈商的神骨;写陈商,其中有李贺的气质,完善地创造出诗篇的结构美。
第一首是写元军攻陷金都汴京后,劫掠大批妇女送往塞外一事。诗以路旁横竖倒卧的囚犯开篇,可以想见众多囚犯(俘虏),有死有活,有病有残,哀哀躺卧,不忍入目。第二句写毡车辘辘,如流水般地北驰着。装载着什么,后两句做了说明,原来毡车里满载在汴京抢劫来的红粉佳人。她们哭声震天,欲死不得,想逃不能,将要去做蒙古统治者的奴仆姬妾,任人蹂躏。她们哭不绝声,一步一回头,望着可爱的故乡,在元军的监押下离开了故土。诗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多么残忍的劫掠图!
第二首是写元军破坏寺庙,抢劫财物的罪行。这首诗直抒其事,抓住军营驻地把寺院的木佛砍了做柴烧一事,既表现了他们的蛮横,也说明劫难的残酷程度,就连神佛的安全也不保了。此诗揭露深刻,用意巧妙。元军不仅破坏京城文化古迹,还把珍贵的乐器、祭祀珍宝等劫走。第三句反诘一句,跌宕一笔,更进一步揭露了元军劫掠之多的罪行,以“大船浑载”的事实,激发人们对侵略者的憎恨。
第三首绝句以十分洗练的笔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荒寂凄凉的画面。在构图上,诗人选择了白骨、荒沙、破屋、疏烟等最具有特征性的景物着力刻画,写出多年战乱的浩劫对农村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桑梓繁茂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一片焦土荒漠上,尸骨纵横相藉,寒鸦聒噪争食,被洗劫一空的村村寨寨,只剩下了一堆堆焦黑断砖碎瓦,一两座屋舍的残垣中冒出几缕孤烟。这就构成了一幅荒凉、萧索、残破、恐怖、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高度概括地显示了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画面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诗人又巧用画龙点睛之笔,将自己主观感情的抒发融入景物描写之中。第三句的“河朔生灵尽”正是一笔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地区,在频仍残酷的战乱中几近生灵绝灭,这是一场多么巨大的民族悲剧啊!这抒情饱含血泪,凄楚悲愤,与萧索荒凉的画面融为一体,形成了苍凉悲惨的意境,读来余味无穷。
《北渡》三首写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诗中句句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读者可以体味出侵略者骄横强暴到了何种地步,亡国之民遭受的是怎样的凌辱和痛苦。大道上奔驰的是满载战胜者和他们掠夺来的珍贵物品的蒙军毡车,黄河中行驶的是把汴京城里贵重物资都装走了的蒙古大船;而僵卧在大道两旁的则全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亡国兵、民,跟随在蒙军马后的是“一步一回头”的受凌辱的妇女,河朔大地死尸如麻,人烟稠密的农村,现在剩下的都是些断垣破屋和零零落落的几户炊烟了。诗中还特意强调了象征文明的“木佛”和“大乐编钟”竟被随意处置,木佛贱于柴,编钟满市排,斥责野蛮侵略者不仅抢夺物资、人口,还对古代文明进行了肆意的亵渎、践踏,这是诗史,对后世很有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