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两句写眼前的春景。时当晚春，细雨廉纤，像织就了一张丝网，想要网住春光。这句是宋人以文为诗的典例，短短七个字，却有多层意思：小雨丝丝，描绘小雨飘飘洒洒，绵密轻飏，是一层意思；由雨丝的状貌，想到了真正的蚕丝，又是一层意思；由雨丝交织的状况，想到由丝织成的细网，是一层意思；由暮春时令及网，想到眼前的雨似乎想把春网住，即把春留住，又是一层意思。这样写，层层递进，设想及比喻都十分新颖。尤其是“网春”二字，道人所未道，令人拍案叫绝。就这么一句话，便将诗人感叹春日易过、逝水难回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春天毕竟是留不住的，所以第二句放手写残春。眼前是落花狼藉满地，天色黯淡，已近黄昏。这句是景语，也是情语。上句的小雨，这句的落花、黄昏，这清冷凄凉的境地，正如李清照词所表达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诗人正是借景吐露自己寂寞难忍的情愁。
上两句是借景抒情，后两句便因情写景。首先用翟公罢官后门可罗雀的典故，说自己罢官后门前冷落的情况；然后写自己在归巢的鸟儿的鸣叫声中，关上了家门。上句感叹世情冷暖，下句写寂寞无聊的哀伤。“宿鸟”应上半的黄昏，以鸟声衬托前句门前的冷落，“自掩门”的“自”字，充满了落魄的感叹。既然门可罗雀，没人来访，门自然用不着开，可他的门居然开了一天，到这时候，暮色沉沉中，他才去关门。这举动等于告诉人们，他是多么希望有人来，黄昏关门是何等无可奈何，他关的不单单是一扇门，又关闭了一整天的等待与期望。这样一折，上句“车尘不到张罗地”的愤疾更为加深，诗人不甘寂寞的心情也暴露无遗了。
李弥逊被罢官后，心情不佳，所以反映到笔下的春景也是如此低沉，可见他胸中渟蓄着无数的不平。在官场时，感于官场的复杂与黑暗，想要挂冠归隐，与麋鹿为友；一旦真正被排挤，回到家中，无所作为，又会因报国无门而感叹寂寞，愤愤不平，大多数正直而有志向的文人，几乎都碰到过这类矛盾。李弥逊是如此，被人们普遍称赞的司马光也是如此。司马光罢官后也作过一首与李弥逊类似的诗，中有句云：“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愤疾之情，溢于言表。
诗以春暮黄昏，落花狼藉寄托政治上的失意，与欧阳修《蝶恋花》词下半阕（“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非常相似。
此词以简炼概括的语言，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思妇形象，抒写了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思。词的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该词既有民歌情味，又以清婉见长，给人印象颇深。
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锦字”用典。《晋书·列女传》载前秦时，窦滔被流放到边疆地区，其妻苏蕙思念不已，遂织锦为回文旋图诗相寄赠。诗图共八百四十字，文辞凄惋，宛转循环皆可以读。“鸳机”是织机的美称。李商隐《即日》诗云：“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白天光线充足，故思妇忙着织锦，及至黄昏，不能作此细活了，乃收拾下机。然而夜晚自有月光可以利用，思妇还舍不得休息，于是又将大石板擦拭干净，连夜捣衣，准备捎给戍边的良人。只此“收锦”、“下机”、“拂砧”、“捣衣”一连串动作，便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而这辛勤劳作，又无不是为了征夫，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
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马士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七字，是点睛之笔。此句中用了《左传·庄公八年》里的一个典故：是年齐襄公派将军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当时正值瓜熟，襄公便许诺明年瓜熟之时派人去替换他们。谁知一年期满，襄公却自食其言，不准他们回来。用此典说明这一类言而无信、随意延长戍卒役期的行径尚继续，故尔思妇还得日织锦字，夜捣寒衣，征夫仍须防秋于塞上，捱冬于边头。论其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则前四句皆是直笔，至此收尾处使一折笔，便有含毫不尽之妙。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