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秋天经过郊野的一座小村时的所见所感，描绘了淳朴、自由、优美的农村田园风光。诗清新可爱，含蓄隽永，表现了诗人热爱农村自然风光，追求自由、闲适、和谐的田园生活的情趣。
诗逐次展开一幅绝妙的田家景物风情图，使人读后为之神往。诗写道：他走近了一个村庄，这时候，天已是黄昏时候，一道金色的斜阳照耀着，农民们劳累了一天，都已回到家中，门外院落的篱笆边，孩子们在快乐地玩耍着。正是烧晚饭的时间，烧煮豆荚、姜芽和社肉的香味，从农舍中飘出。村外的小路旁是连绵不断的稻田，稻谷正在扬花秀穗，这时远远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寂静，只见到红色的蜻蜓在低低地飞着，稻叶上爬动着绿色的螳螂。这一派和谐自然的乡村风光，使诗人深深地陶醉了。
诗就眼前所见，精工细描，把农村傍晚的景物一组组摄入诗中，使人应接不暇。诗人没有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心情，但把自己的情感贯注到了景物的描写中，使整诗洋溢着喜悦欢快的气氛。
如诗的第三句由问句形式出现，明知风光无主，偏要问“谁是主”，便突出了眼前的丰收景象带给人的喜悦，也细微地表现黄昏的岑寂。
第四句写红蜻蜓与绿螳螂，不仅在色彩上很艳丽，在二者之间加一“伴”字，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红蜻蜓与绿螳螂这两种可爱的小生物营造在一个相依相伴、和美融洽的氛围里。更突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使全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首诗的三、四句是名句，它的好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专门作了发挥，对理解诗很有帮助。钱先生说：古人诗里常有这种句法和颜色的对照，例如白居易《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李商隐《日射》“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韩偓《深院》“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映碧芭蕉”，陆游《水亭》“一片风光最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乐雷发的第三句比陆游的新鲜具体，全诗也就愈有精彩。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李觏的这首《忆钱塘江》，独辟蹊径，与众不同。诗人在诗中不写气势恢宏的钱塘江潮，而以“醉”这一传神的诗眼统摄全篇，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醉眼中夕阳映照下的钱塘江奇景。
诗的前两句“昔年乘醉举归帆，隐隐山前日半衔”，写诗人当年乘醉行船归来，一路观赏着钱塘江傍晚的美景。首句中的“昔年”二字，紧扣诗题的“忆”，表明诗人是凭自己的记忆来描绘他当年观赏钱塘江之奇景的；“乘醉”二字则告诉人们他当年是醉眼赏景的。正因为诗人是醉眼赏景，所以他放眼望去，隐隐约约地看到夕阳西下，一半已隐身匿迹，另一半还悬挂在山头上，仿佛山口衔着半个夕阳似的。次句中的“隐隐”、“衔”诸语下得颇为精妙，很切合诗人醉眼赏景的特点。
诗的后两句“好是满江涵返照，水仙齐着淡红衫”，这里，诗人先以“好是”二字提示下文将拓深诗的意境；继而，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返照入江的情景；最后，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水仙齐着淡红衫”奇妙的比喻艺术地再现了夕阳辉映点点白帆的奇景。这两句诗亦实亦虚，虚实相间，也完全切合诗人醉眼观赏醉景——令人陶醉的钱塘江奇景的特点，体现了作者的奇思异想。
陶渊明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他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陶渊明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这首诗大意并不难懂，总体来说是因为饮酒伤身，要“止酒”（戒酒）罢了。但这首诗的“止”字解释起来还真麻烦，如果全按“停止”（戒除）解释，“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四句就解释不通了。“止”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止于”，说得直白点，就是“停留在……上面”，那么“高荫”“荜门”“园葵”“稚子”就是都渊明乐意停留在这上面了。但按这个意思解释后面“止酒”又解释不通了。因为“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这两句明显是说“只知道戒了酒不爽快，但不知道戒了酒对自己又好处”。看来这篇中的“止”字，还是前后分成两个意思的。
另外，这首诗在形式上有个特点，每句都带一个“止”字。朱自清先生推测此体早已有之。既然早有此体，就应该有所留传。但在陶渊明此诗之前，又没有例子流传下来。这未免让人对朱自清的推测难以信服。清代陈祚明和吴瞻泰都认为这种每句中含有同一字的写法是陶渊明开创的。即使如朱自清所说，此前已有此体，陶也当是此体较早的作者之一。当然这种写法被后人发扬广大了。明代薄命才女贺双卿，有一首《春从天上来·饷耕》，就是这种诗词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