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作者以鲜明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石门山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色，表达了托病辞官后归隐的志趣，全文可分为二层。

　　第一层是第一句。作者以叙事开篇，交代了自己上个月归隐一事。为什么要归隐呢？作者没有明说，但“谢病”和“觅”已清楚地表明他是托病辞官，是自寻归隐的。由此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对政治的失望，这为下文作者尽态极妍地描写景物蓄势和张本。

　　第二层从第二句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一层主要描绘石门山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归隐后自得其乐的情趣。作者先交代了石门山的位置，接下运用神奇的想象力，巧妙地由静态转化为动态，从而写出石门山山高谷翠的景色特点：阴森森的峭壁直立天空，连接红霞；之零零的山峰高高耸立，遮挡太阳；幽邃的山洞里掩藏着白云；深深的溪谷旁青草丛生，绿树纷披。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动词，赋予石门山以生命活力，启发我们丰富的联想。同时，作者还绘声绘色，把山中描写成一个音乐的世界：溪流的淙淙声，鸣蝉的吟唱声，云鹤的叫唳声，猿猴的哀啼声，交织在一起，“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组成了优美的山林交响曲。作者铺写山中的各种声音，表面上看似热闹，其实却是以闹写静，显示出山高无人的幽静，这个地方，对于“素重幽居”的作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好去处，因而他“葺宇其上”。可见，作者选择这里幽居的理由是，高山的幽静契合了他想避开喧嚣浮繁尘世生活的淡泊宁静的心境，而漫山的菊花，遍地的竹实，不仅增添了这份幽静，而且，通过夸张地描绘这些芳洁美好的自然物,来美化诗人自己的品格，构成崇高完美、超然出俗的典型形象。“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用“仁智者”自比，不言而喻。总之，这段写景是为了表达“归隐”的思想。这是意脉，围绕这意脉，作者濡笔山林。而山林是作者隐居的生活环境，作者描写它，赞美它，正是表达了他摆脱了官场的羁绊所获得自由的满足和隐居的乐趣。意境鲜明，情趣盎然。

　　从表达方式看，文章先叙述，再写景，在写景中穿插了叙述，最后抒情，自由灵活。从描写景物的方法看，文章动静结合，以动写静，以动衬静，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修辞手法来看，有排比，有对偶，有拟人，手法多样。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精炼，极有表现力。如“争”字给人一种向上的气势，“限”字显示阻挡的威力，“办”字流露出心理上的满足。这些字都可以以一当十，足见作者遣词的功底非常深厚。

　　这首诗写一群天真活泼的农村姑娘三五成群站在家门口看望使君的情景和农民丰收后祭祀神灵的欢乐情景。

　　上片主要是描写农村中的姑娘速上红妆、争相观看使君的场景，十分生动有趣。“旋抹红妆看使君”，村中的姑娘急急忙忙地抹上红妆赶去观看路过的使君。一个旋字写出了乡村姑娘的特色，她们不会像富家深闺中的女子那样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抹上红妆显示出爱美之心，但也只是稍稍打扮便可；另外，也写出了她们看望使君的急切心情。“三三五五棘篱门”，姑娘们三三五五地挤在棘篱门前，你推我、我推你，争相抢看远道而来的使君，她们活泼、自然的神态不道而明。“相挨踏破茜罗裙”，在这种推挤之中，甚至踩破了她们红色的罗裙，读者可以想象簇拥中的她们因罗裙踏破、或一睹使君的杂乱尖叫声、打闹声，场面感十足，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看见她们欢喜又含羞的笑脸，听到她们娇柔的欢闹。

　　下片转而主要描写祭祀的情景。“老幼扶携收麦社”，老老少少相互扶携到土地祠祭祀神灵，真诚感谢上天大将甘霖，老幼扶携可见盛况空前。“乌鸢翔舞赛神村”，人们以丰富的酒食酬谢神灵，而引来了无数馋嘴的乌鸢，它们在村头飞翔盘旋，久久不肯离去，词人不直接描写酒食的丰盛，却以乌鸢翔舞的场景进行侧面烘托，笔法婉曲而又恰到好处地予以表现。“道逢醉叟卧黄昏”，词人和百姓共同宴饮、狂欢之后，在归途中看见一个老人醉卧于道旁，仿佛是不经意之笔却实为匠心，以这一特写的镜头反映出普村同庆、普村同欢的情景，韵味无穷。

　　首联写骢马的毛色、装饰与气派。“金络”，指用金装饰的马笼头，形容它的富贵与华丽。“青骢”，指马的毛色和品种，是产于西域的名马，有青白相间的色泽。“白玉鞍”，指洁白似玉的马鞍。开篇在读者眼前展现的就是一匹形貌引人注目、气度不凡的良马：有着一身青白相间斑驳有致的色毛，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马络头，配以洁白玉石似的马鞍，主人骑着它，扬着长长的鞭子，在京郊的康庄大道上来回蹓跶，奔跑，气派十足。“金”、“青”、“白”，色彩的调配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用词造意，铺张夸饰，以突出骢马华饰的高贵和扬厉矫健的雄姿，使马的形象更为鲜明生动。

　　颔联写马的敏捷、矫健和雄风。“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早晨骏马奔驰在长安的大道上，扬起的尘土很快消散；傍晚到达黄河的发源地，太阳尚未下山。“朝”、“暮”，早晚仅为一天，说明时间的短促，“东道”、“河源”，两地相距数千里，用以夸张空间的阔远。“尘恒灭”、“日未阑”，表现骢马飞奔的神速、锐意进取的雄风。

　　颈联刻划骢马的功业、品格和德性。“汗血”，即“汗血马”，一种产在西域大宛国的千里马。据说此马在长途跋涉之中，至日中其汗从前肩髆小孔中流出，颜色如血。“每随”、“不惮”四字，表现了骢马艰苦卓绝、征战沙场、出生入死、为国捐躯的昂扬的战斗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颔、颈两联属对工致，气势开宕、豪迈，读后令人精神振奋。

　　尾联写对骢马的信任、勉励和希望。“君能一饮长城窟，为尽天山行路难。”表达了主人对骢马的期望，正如杜甫“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之意。“能”、“尽”二字，充分表达了主人对马的信任，认为其定能为人驰骋，为国尽职，肩负起横行关塞、守边保疆的重任。反之，也表明了骢马的决心、壮志和宏愿。“长城窟”，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简写，原属《相和歌·瑟调曲》。相传长城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辞原意为“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人思念其勤劳，故作是曲也。”“行路难”，原属《乐府·杂曲歌辞》，即“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乐府解题》）。结句引用乐府古题，意思是只要能有建功立业、为国献身的机会，哪怕是奔赴长城内外和历尽艰难险阻的天山也在所不辞，表现了骢马的不甘寂寞、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现了诗人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和立功边陲的宏伟抱负。这首诗从马的华饰，写到马的才能、突出马的品质和德性，盛赞它为国建功立业而不怕艰苦、不惜伤残的精神。一联写外在美，二三四联写内在美，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明是赞马，实为喻人，表现诗人自己的胸襟和抱负。诗歌格调高亢，豪放旷达，体现了盛唐奋发昂扬、热情奔放的诗风。沈德潜称这首诗“几可追步老杜咏马诗。”

　　李益这首《听晓角》载于《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此诗旨在写征人的边愁乡思，但诗中只有一片角声在回荡，一群塞鸿在盘旋，既没有明白表达征人的愁思，甚至始终没有让征人出场。诗篇采用的是镜中取影手法，从角声、塞鸿折射出征人的处境和心情。它不直接写人，而人在诗中；不直接写情，而情见篇外。

　　诗的前两句“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是以环境气氛来烘托角声，点明这片角声响起的地点是边关，季节当深秋，时间方破晓。这时，浓霜满地，榆叶凋零，晨星寥落，残月在天；回荡在如此凄清的环境气氛中的角声，其声情该是多么悲凉哀怨，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表面看，这两句只是写景，写角声，但这是以没有出场的征人为中心，写他的所见所闻，而且，字里行间还处处透露出他的所感所思。首句一开头，写霜而曰“边霜”，这既说明夜来的霜是降落在边关上，也写出了征人见霜时所产生的身在边关之感。次句在句末写到月，而在月后加了一个“孤”字；这不仅形容天上的月是孤零零的，更是写地上的人看到这片残月时的感觉也是孤零零的。

　　长期身在边关的李益，深知边声，特别是边声中的笛声、角声等是怎样拨动征人的心弦、牵引征人的愁思的；因此，他的一些边塞诗往往让读者从一个特定的音响环境进入人物的感情世界。如《夜上受降城闻笛》诗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从军北征》诗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两诗都是从笛声写到听笛的征人，以及因此触发的情思、引起的反应。这首《听晓角》诗，也从音响着眼下笔，但在构思和写法上却另有其独特之处。它不像上述二诗那样，前两句之后接下去由角声写到倾听角声的征人，并进而道出他们的感受，而此诗的后两句却是：“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原来诗人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寥廓的秋空，从天边的孤月移向一群飞翔的鸿雁。这里，诗人目迎神往，驰骋他的奇特的诗思，运用他的夸张的诗笔，想象和描写这群从塞北飞到南方去的候鸟，听到秋风中传来画角吹奏的《小单于》曲，也深深为之动情，因而在关上低回留连，盘旋不度。这样写，以雁代人，从雁取影，深一步、曲一层地写出了角声的悲亢凄凉。雁犹如此，人何以堪，征人的感受就也不必再事描述了。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