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这是作者别毛先归的留赠之作。
全诗八句,分两层。前四句写生前,后四句写死后。第一层,一、二两句写对毛喜的勉励,希望他砥砺风骨,恪守规范,为乡梓树立典型,为士林作出表率;三、四两句写自己的慨叹,为自己老境颓唐,病魔困扰,今此一别。恐成永诀而感叹。粗粗一看,这前后两句似乎有些互不相关。实则后者正直承前者而来。其之所以要对毛喜讲一番发自肺腑的临别赠言,是由于自己老病侵寻,后会难期,这才语重心长,殷殷叮咛,表示对老友的厚望。
第二层写死后。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从第一层意思中引申出来的。诗人说,如果我在生前不对你提出要求,那么我死之后,即使你敦重友谊,像后汉范式驾着素车白马赶来祭奠亡友张劭那样来凭吊我,可是我已葬身地下,怎还能知道些什么。即使你也像春秋时季札那样,没有忘怀徐国国余心爱其剑的事,仍然在路经徐国时将剑送去,可是徐余已经死了,只是徒劳无益地把剑空挂在墓前的树枝上罢了。
全诗婉转蕴藉的情思,苍凉沉郁的格调,激越回荡的韵昧,读来令人伤怀。诗中用典浅近易解,如羽仪、白马、黄泉、挂剑等,或为世人所熟知,或为名作所习用,虽不注明出处,亦能联系上下文,从字面上获悉其用意所在。此种使事而不掉书袋、练句而不堆词藻的写法,确实值得称道。诗仅用字四十,一笔写下友谊的纯笃、身世的凄凉。其中“白马余来吊,黄泉我讵知”一联,系按流水格属对,意贯思邈,可见功力之深、构思之巧。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因为友人军职升迁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此词全无哀婉伤感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的赞扬与鼓励,只是最后提醒友人不要忘记知音好友,一点即止。
上片写战争过去,人们的战争,敌情观念薄弱了,“髭胡膏血”都被汉水洗净了,这是一句反义用语,道出了作者心里的不平。接着用“人尽说”回忆王君的“归时英烈”。下片的过片与上片的开头遥相照应。既然没有战争了,刀剑就应入库了。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前两句由友人写到自己,以战国时的冯谖为喻,表达作者勇无所施、报国无门的愤懑。后两句表达自己对送行友人的歉意,言自己无物可送,只能用杯子之酒为别去的朋友送行。
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汉坛”,汉高祖刘邦曾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这两句言朋友官职地位之重,言外之意,朋友处此重位,定能像当年的韩信一样一展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立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两句承上,前句用东汉马援之典。后句化用枚乘《七发》中“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语句,是说贪恋女色,必当自残生命。词人认为男儿应当立誓以马革裹尸死在沙场而还,至于那些沉溺酒色自戕生命之行再也休提,以此激励友人要以杀敌报国为务,勿沉溺于男女私情而堕了青云之志。
但从今,记取楚台风,裴台月。——引用战国宋玉和东晋庾亮的典故。以此劝诫友人:不要忘记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全词激昂沉郁,愤懑与不平隐含在曲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