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这首词开头的“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二句，选用江、山、云这些巨幅背景入词，同时用“远”字、“长”字预示行人辽远的去向，用“春”字、“暮”字勾勒出最叫人伤神的时令。因此，起首十字在点明“相留相送”之前，就已饱含了惜别的全部情绪。这首词的开头纯用景语，由于一二句意境高远，所以词篇刚一开始就将离别的愁绪，渲染得分外的浓烈，接着就有“相留相送”一句，似乎感情的即将汹涌而出了。谁知刚说完了这四个字，作者却突然打住，来了句“时见双燕语风樯”。“相留相送”的心情如何？作者反而欲说还休，这种写法既写出情之切，难以表达，同时又使文势跌宕，于一张一弛之中显出了作者炼句谋篇的功夫。“双燕语风樯”是借物写人，从侧面补叙“相留相送”中的情意。“满目”以下三句分别将别时所见、分手远去、别后独处三个环节写了出来。

　　词篇写别离，但离别情绪却没有用一个字来正面点染，只用当时所见的江、山、云、双燕、飞花烘托离人的辛酸，这在古人诗词中已属少见；至于将别去的速度写得那么迅疾，近乎是叠用由言别到分手到孤单的一个个镜头，则无疑又是抒写离人凄苦最有效的手段。用“千里”明提两地遥远的距离，用“沃”反衬愁肠回绕的痛楚，都极有分量。“回雁峰前路”是设想中的来日前程。回雁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首，相传秋雁南飞，至此而返。但是作者到了那里，返得了还是返不了呢？“烟树正苍苍”便暗示：那里渺茫难测，何从预料归期！可知，前途中山、水正多，词中独写“回雁峰”是有讲究的。

　　下半阕，作者用三个字的短句，选取漏、灯、马三种事物表现行人单调的旅途生涯。其中，写漏声用“残”，写灯焰用“短”，是在暗示作者经历着一个不眠之夜。“马蹄香”是用马蹄尚有踏花余香，来说明主人公驻足不久。然而漏残焰短，天亮在即，新的跋涉又将开始。“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写的是未来的旅程。词用“浮云飞絮”比喻旅人，是古人诗文中较为常见的；而“一身将影”用上“将”字，把“形只影单”的意思予以翻新，就开始露出逋峭之势；至“向潇湘”三字虽只引入地名，但潇湘为湘江的别称，位置在衡山之，连系上半阕中“回雁峰前路”一句，将词人心中的留连眷念之情刻画了出来。

　　“多少”以下三句写“一身将影向潇湘”时的情绪，其中“多少风前月下”即叙述自己的孤独，又比照往日风前月下的幸福与团聚，在对比中写尽思念，写透凄切。“迤逦天涯海角”从回雁峰、潇湘再往极远推开，并从“多少风前月下”的美好回忆中惊醒，于是自然吐出了“魂梦亦凄凉”这一撕裂肝肺的呼声。以“又是春将暮”结尾，既呼应“江上春山远”，又挽住不尽的跋涉：“无语对斜阳”既呼应“山下暮云长”，又挽住无穷的凄凉。有了这两句，就能总揽全篇大旨，使词作首尾连贯，浑然一体。此外，结处出现“无语对斜阳”的人形象，将所有的情思全凝聚在他那深沉的眼神里，也极耐寻味。

　　葛长庚有云游四方和道士生活的薰陶，因而他的作品清隽飘逸。这阕词赋离愁，从“春山”、“暮云”以下，选用一连串最能叫人愁绝的景物，间用比兴与直接抒写之法，多方面渲染个人情绪，写得愁肠百转，深沉郁结。然而词篇从“相留相送”写起，一气经过回雁峰、潇湘，直至天涯海角，又似江河流注，虽千回百转，却能一往直前。气脉贯通，气韵生动，实是词中珍品。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咏竹诗。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竹诗，借竹言志，对竹子赞誉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无奇，不仅用词浅显，亦无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强调的是“不用”、“不须”，至于缘由，结尾两句予以点明。原来，前三句都是陪衬，是为了与末句构成对比的。诗人说，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钓鱼竿，要的是让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纷飞之时，能够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调。

　　前两句实际上写的是竹子的功利实用性，末句则是竹子的精神“实用性”，而功利实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对人的影响。作者故意使之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自然不是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从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洁本质，一种独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诗托竹寓意，巧用对比，表达了作者对那种高洁孤傲、坚贞不屈精神的追求。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

　　这首诗写作者二月返道州的夜行中，平阳守吏盘问姓名的事。

　　诗的前两句“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渲染出了一幅美丽怡人的湘江春夜图。从长沙还道州，本属逆水，又遇江水上涨，作者却说“宜夜行”。这样写，是正因为实际情况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乐观的缘故。这两句将二月湘江之夜写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写出了江面的开阔，“和风”写出了春风的和煦，“满月”写出月色的明朗。诗句洋溢着乐观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两句是诗人信手拈来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诗中：当桨声伴着歌声的节拍，行驶近平阳戍（在衡阳以南）时，突然传来高声喝问，打断了船歌：原来是戍守的官吏在喝问姓名。如此美好、富于诗意的夜里，半路“杀”出一个“守吏”，大煞风景。本来应该听到月下惊鸟的啼鸣，远村的犬吠，那才有诗意。前人也一直是这样写的，但此诗一反前人老套，另辟新境。“守吏相呼问姓名”，这个平凡的细节散发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

　　在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年间，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结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经乱亡”（《舂陵行》）之后。春江月夜行船，遇到关卡和喝问，破坏了境界的和谐，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这一情节也写出了夜行船途中异样的感受。静夜里传来守吏的喝问，并不会使当时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种安全感。当船被发放通行，结束了一程，开始了新的一程，乘客与船夫都会有一种似忧如喜的感受。可见后两句不但意味丰富，而且新鲜。这才是元结此诗独到之处。

　　这样的诗句是即兴式的，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诗，却非有创新的勇气不可。和任何创造一样，诗永远需要新意。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