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方干旅居洋州时写的。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水北岸。
首句以“非我有”扣诗题“旅次”，说明举目所及都是异地之景，托出自己落泊失意、他乡作客的境遇，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情调。次句写诗人触景而起对家乡的怀念。身处异地而情怀故乡，不难想见其失意之状和内心的苦涩。“举目”、“思量”是诗人由表及里的自我写照，抬首低眉之间，蕴含着深沉的感伤之情。
第二联写鹤从高空向孤屿盘旋而下，蝉鸣未止，拖着尾声飞向别的树枝。诗人写景寄情，即以鹤蝉自况，前者脱俗，后者清高。这是说自己空有才学，不能凌云展翅，占枝高鸣，却落得个异地依人、他乡为客的境地，犹如这鹤投孤屿、蝉过别枝一般。一个“投”字，一个“过”字，一个“孤”字，一个“别”字，寄寓着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慨，自怨自艾，自悲自叹，却又无可奈何。
“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这两句前人十分称道，被认为是齐梁以来所未有过的佳句。（见尤袤《全唐诗话》）从写景角度而言，诗人眼耳并用，绘形绘声，传神逼真，对蝉声的描写更有独到之处。骆宾王诗“西陆蝉声唱”，许浑诗“蝉鸣黄叶汉宫秋”，黄庭坚诗“高蝉正用一枝鸣”，都写蝉在通常情况下的鸣叫；而方干此诗，则是蝉在飞行过程中的叫声，不仅蝉有动势，而且声有特色：诗人捕捉的是将止而未止的蝉声，这种鸣叫有独特的声响和音色，能诱发读者的想象。一“曳”字用得新颖别致，摹状精切传神，前所罕见。
第三联：“凉月照窗攲枕倦，澄泉绕石泛觞迟”。前一句写月夜独处。一个“凉”字，一个“倦”字，极写诗人的冷寂凄清，孤独无聊。后一句变换场景，写饮宴泛觞的场面。泛觞是一种游戏，古时候，园林中常引水流入石砌的曲沟中，宴会时，把酒杯放置水面，任其漂浮，飘到谁的面前，就该谁饮酒。饮宴游戏，高朋满座。诗人置身于这热烈气氛之中，却神游于此情此景之外，他对着那在水池中慢慢流动的酒杯呆呆地出神，显出一幅寡言少欢的神态。“泛觞迟”的“迟”字，既写景，又出情。
这一联，以月明之夜和宴乐之时为背景，用反衬的手法，表现诗人的自我形象。上下两句场景虽然不同，人物形象如一，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情怀，却又藏而不露。直到第四联，作者才将内心的隐痛全盘托出。
“青云未得平行去，梦到江南身旅羁”，意思是说：遗憾啊，仕途多阻，未能平步青云。虽然做梦都梦到江南故乡，而此身却在异地作客。末句以“身旅羁”和首句的“非我有”相照应，又回扣诗题的“旅次”二字。结构严谨。
从全诗的艺术风格来看，这一联显得过分率直而欠含蓄。不过，由于有了前面一系列的铺垫和渲染，倒也使人觉得情真意切。大概方干对自己功名不就，耿耿于怀，如鲠在喉，但求一吐为快吧。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第一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第二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第三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第四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第五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第六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第七首诗以比兴手法，感叹欢娱夜短、韶华易逝的悲哀，表现了诗人自伤迟暮的情绪。
第八首诗表现诗人少年时期的理想，壮年时期的情怀，抒发了知音难觅的愤激之情。
第九首诗以桑树喻晋，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恭帝之初立已操控在刘裕掌中，根基不牢自取灭亡。“今日复何悔”，诗人痛惜之情可见。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写的都是在朝代、人世改变时的各种现象以及诗人内心的思量和反省。全诗感情低回缠绵，语言曲折宛转。这几首诗题为“拟古”，从中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轻浅的词语、叠词等等。之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