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父曾写有《咏猩猩毛笔》，此诗为山谷和诗，借咏猩猩毛笔来说明为人处世应该有利于社会，而不应象杨朱一样。诗人从猩猩及毛笔想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深含着对人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是因小见大的写法。“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之句极具惊心动魄的艺术震撼力。
全诗用了多个典故，有些典故的出处并不容易找到，因此读起来多少有些难懂。所以王若虚曾批评山谷的这首诗说：“此及俗子谜也，何足为诗哉！”但也应生到，山谷善于把故实剪裁到诗里，以表现新的内容。如“爱酒”、“能言”两个典故，把猩猩的生动活泼写了出来，此正所谓的“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平生”两句，王士祯谓曰：“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最后两句又是用典，一边固是赞扬钱穆父文章了得，一边又以此毛喻杨朱之毛，怪不得纪昀说：“点化甚妙，笔有化工，可为咏物用事之法。”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此词作于漂泊旅途，抒思乡思亲之情。
上片写旅途艰辛。起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描写春末夏初的特色鲜明的景物，暗示季节变化，流光抛人。“送春归，客尚蓬飘”两句承上转折，感慨春归人未归。“昨宵谷水，今夜兰皋”具体落实“蓬飘”二字，“昨宵”、“今夜”在时间上连续，“谷水”、“兰皋”在地点上变换，时间的连续与地点上的变换，正见出词人漂泊旅途的辗转流离，居无定所。“奈”字领起，“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三组叠字排句，蝉联而下，慨叹阴晴不定，风雨萧瑟的天气，更增添旅途漂泊的困顿艰辛。
下片抒旅途乡思。“银字”二句，是关于往昔的回忆也是关于未来的想像，风中飘蓬般流徙的词人，对焚香调笙的恬适家居生活，有着起乎寻常的强烈心理期待。他知道，这种期待也是家人共有的。“料芳悰，乍整还调。”即以客代主，透过一层，想像家人盼归乍喜的复杂心情。这样翻来覆去的想着，心中的离愁别恨越酿越浓，越来越多了，水上漂泊的词人，准备把这满腹的“春恨”、一股脑儿“都付春潮”，借一江春水把“春恨”冲淡、流走，这是无奈之际触景生情的消解办法。结句连用三个水上地名，回应上片的“客尚蓬飘”，形象地展示词人的不停漂泊和归心似箭。女性化的地名，也透漏了思乡的词人某种特定的心理诉求。
这首词和《一剪梅·舟过吴江》中所写的内容基本相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秋娘渡、泰娘桥”等，都是《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句子意象，拿到这里再次使用，但表现效果似有不同，尤其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两句，用为《一剪梅·舟过吴江》的结句，是整首词情的凝聚，给人的印象饱满而鲜明；放在这首《行香子》起句的位置上，感觉并不特别醒目。可见名句一旦和原作的剥离，艺术魅力也会稍打折扣。这就像北宋晏殊《浣溪沙》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况一样，“无可奈何”两句，也曾初晏殊再次用为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勘》的腹联，在原作本中是“音调谐婉，情致缠绵”的千古名句，写入七律初认为“气格纤弱”，并不见佳（张宗橚《词林纪事》）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