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状环境之寂,组成一幅幽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
上片写初夏已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
“绿槐高柳咽新蝉”,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写有《南风歌》大加赞颂:“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据《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意即虞舜特制五弦琴为《南风》伴奏。这里的“熏风初入弦”,是说《南风》之歌又要开始入管弦被人歌唱,以喻南风初起。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绿槐、高柳)、听觉(咽新蝉)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
“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进入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著沉香(即水沉)的袅袅轻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闲雅。这时传来棋子著枰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惊醒。苏轼有《观棋》四言诗,其序云:“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诗句有云:“不闻人声,时闻落子。”这首词和这首诗一样,都是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她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她大概已经睡足,所以丁丁的落子声便会把她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首夏清和天气之宜人。
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
歇拍二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清新可爱。“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又是另一番园池夏景。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轻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经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玩水。水花散溅到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
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慵、倦怠、种种弱质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贪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已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此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
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方法。它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棋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闺情图。下片又以微雨、小荷、榴花等景物描写与洗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卓立其间。同时他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棋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荷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榴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燃”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
此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纬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并在其中寄寓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词中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与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令人流连忘返。
《泛海》这首诗意态潇洒,有一股正义的豪情,表达了王阳明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他主张的“心学”和开创的阳明学派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当时理学家们对于“人”的钳制,解放了一大批人的心灵世界,渐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尚。
诗歌头两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原”说明人世一切的艰难挫折,诗人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如同浮云掠过太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这海上风云变色、巨浪滔天,只要我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这两句诗,充分表现了王守仁坚毅无畏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王守仁的哲学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能达到心灵的纯明境界。
在诗歌的三、四两句中,诗人更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心中此时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说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高僧手持的一种法器),驾着天风,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说到“静”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禅宗高僧惠能有一次听两人辩论说风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却说,都不是,是你们的心在动。王守仁的“心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从《泛海》的创作背景看,《泛海》这首诗体现了诗人洒脱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以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心学时曾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这四字从《泛海》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