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这首词显然受到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上片写人,显然受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启发,将女主人公惜花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挚。下片写花,赋予花强烈的感情色彩。全词以人花互怜为题材,设想新奇,构思精巧。
“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词一开头,就将人物置身于室内冷漠凄清的氛围之中。本来,浓浓的寒意透过印有云纹图案的罗帐,已足以使入夜不能寐,偏偏在夜深的时候又下起了潇潇的春雨,更让人睡卧不安。伴随着窗外不断的雨声,不知何时而来的一阵阵“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忧虑突然涌上心头,渐渐地“人替花愁”的怜惜之情涨满了少女的心房。
词中抓住“寒意春雨”这两个极具表现力的意象,几乎不作任何渲染,便从触觉和视觉的角度,将周边的环境和人物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传递出少女惜花的情怀。这里,可注意的是雨中之花何以会引起少女的垂怜,尤可注意的是“人替花愁”愁些什么。一眼看去,这愁已失去特定的指意,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不挟带多少痛苦,更无深意可供挖掘。果真如此,那么它还有何意味可言。欲求其解,知人论世当不可少。碧城自十二岁那年,父亲故世时起,家中屡遭恶族相逼,几陷绝境。不久,她奉母命离乡背井,只身投奔在塘沽做官的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而她在低吟“姹紫嫣红零落否”的同时,更像在诉说自己的落花身世,怜花惜花,其实也是在自伤自怜。按照诗歌的传统说法,这是“兴在象外”,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其中,自有余味不尽之妙。
经过大半夜的风吹雨打,清晨雨住了。吕碧城此时宕开笔意,将背景由室内转向户外。这时映入眼帘的是意想不到的情景:水草肥美,水波柔碧。揆之常情,深夜雨打,有惊无险,并没有出现落英缤纷,满地狼藉的景象,少女应该感到宽慰才对,可是不仅未能如此,反而生出新愁。一个“怕”字引入深思,使词意跌宕起伏,逼人非往下看不可。在该词的初稿中,“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原作“离思难收”“一生多病苦淹留”。两者相比,高下可分。原作在意象及色泽上皆逊于改动后的句子,有意尽于言,一览无余之感,但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意上还是自有其作用:词中所言“离思”“多病”,皆为吕碧城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观此,不能不感叹作者对小词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认真态度。这一改,不但丰富了视觉的内容,而且使词意气脉贯通,避免了原作与“凝眸”语气不甚相接的毛病,非常委婉含蓄地表现了一种不可遏制的离情别思。
南朝无名氏作《西洲曲》,写女子别后的相思之情,中有句云:“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据此,“西洲”当在女子住家的附近,也就是与情人相会话别之地,此当为吕碧城句中的“西洲”所本。所不同的是话别对象各有所指,古乐府中指的是情人,而碧城词中指的应是诸姊。从“临远怕凝眸”至“隔帘咫尺是西洲”,总共才有十几字,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有不容忽视之处。“草腻波柔”,展示了春天特有的一派勃勃生机,可是这在多愁善感的离人眼中,反更能撩起愁思,触动愁肠,这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不从正面说穿“怕”的缘由,只借用古乐府中“西洲”一词,关联离情,发人联想,可谓以少总多,深曲婉转。正是因为有了“草腻波柔”和“隔帘咫尺是西洲”的敏感之点,这才又进一步勾起了少女“来日送春兼送别”的伤感,而这种伤感又并非简单地着一“愁”字或“恨”字了事,相反通过移情于物来加以体现,更觉情意悠长。结句“花替人愁”,是将前四句反复曲折的描绘作一归拢,同时照应上片的“人替花愁”,将人花互怜表现得极为哀婉动人,真可谓匠心独运,缜密臻极。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