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
原诗是南宋灭亡后，作者作为俘虏被押送到燕山一带去的途中所作。北望燕云诗人有无限感慨，此次北去，吉凶未卜，江水悠悠东去，象征南宋国运已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与被俘人众怀着凄恻的心情被押往北方，途中步履维艰，却后退不得。举目北望，哪里是个尽头？眼中所见再也不是熟悉的故国风物，头顶天空再也不是故国的天空。“不尽头”，是指北国的云天苍茫弥漫，神秘莫测，这艰难的路程没有尽头。这三个字透露出诗人前程未卜、追怀故国、难舍难休的心态。第一句就以沉缓迷惘的语气奠定了全诗缠绵惆怅、凄神哀肠的感情基调。
第二句写大江东流的壮阔之景。面对浩大之物，人们往往感到宇宙时空宏大永恒，人生渺小短暂，既而或看破红尘，游戏人生，或情动于中，积极奋进。诗人正处此境，面对这永不停歇的江水，感慨万千。“水悠悠”似乎说诗人的痛苦永无断绝，象悠悠的东流水一样。孔子指着江水说“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而诗人心中的亡国之思随时间的推移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像江水那样滔滔不停永无尽期。江水悠悠，心潮起伏，诗人或许也想到人世更迭，人生荣辱之变，但最为刻骨铭心的却是故国之思，是对国事变迁的沉痛追怀。故国往事是否如流水逝了？时光之水是否真能冲刷掉心头的哀伤愁绪？诗人以“大江东去水悠悠”的壮阔之景衬托心中难耐的孤凄无助、恍然如梦的思绪，传达出哀怨、惆怅、悲凉的心境。
“夕阳一片寒鸦外”，化用秦观的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因正是眼中所见，真情实景，便自然无痕，不觉生硬。画面很简单，夕阳渐沉，暮色苍茫，寒鸦归巢。但那种孤寂清冷、悲凉凄恻的情绪却深入人心。这动人心弦的画面与前两句所述是同一双忧郁眼睛所见，同样都折射出诗人心中的苦楚，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目断东西四百州”，读至此处，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喟然长叹。环顾四野，高天长云，大江东流，夕阳寒鸦，暮色暝暝，故国神州何处？我身何处？“目断”是思而望，望而不见。从诗的第一句起，诗人就开始了寻找，东西南北望断，只落得心中一声无奈的叹息。“四百州”说明了魂牵梦绕的故国曾经是地大物博、国强民盛，而今再也寻不见了。国势衰微至此，连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想想真是泪眼望穿，愁肠寸断。
“望”字起到全诗景物描写的统领作用。四句诗只写一个“望”字，紧紧围绕一个“望”字来写。北“望”燕云，不知命运如何；眼前“望”着大江东去，无力挽回颓势；向东西的四百州一“望”，不胜依恋之情。
“大江东去水悠悠”抒发了作者身处国家衰亡不可挽救之时的悲痛心情，侧重现实，这不同于苏轼的，苏轼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历史流转、英雄不在的感慨，侧重怀古。
评价：读后我们仿佛能看到他那缓缓四顾的身影，他那忧郁渴念的目光，听到他那失望无奈的叹息。他曾有诗“书生空有泪千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他只能低吟亡国之音，寄托“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李钰的《湖山类稿跋》评汪元量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从此诗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