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本诗就是通过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诗的首联说杨瑗因为家中有年老的父母须要奉养,所以不嫌南海荒僻而赴任,孝情可感。古人有亲老不择官的说法,《说苑·建本》:“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地而仕。’”此诗即用其意。这两句在赞美杨瑗孝顺老亲的同时,已经暗含了不宜前去南海为官的意思;如果不是父母年老,当官是不会选择这样的荒蛮之地的,更何况不过是县尉这样的小官。
颔联言南海的风土人情,与中原大地不同。此处提及“海市蜃楼”和“鲛人”,意在强调其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海市蜃楼在今人看来乃是人间胜景,但在南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未尝不是边远怪异之象,如韩愈所说:“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潮州刺史谢上表》)而当地居民也多“非我族类”的鲛人,未尝开化,很难交流。设想朋友就要到这样的地方去生活,虽只是平实写来,而矜悯之情,自然流露于言外。这两句描写南海的奇异风物,自然有岑参好奇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形容其地荒蛮,不适合北方人居住。
颈联继续描写南海的风物,色彩则趋于明朗。海边夏雨气象阔大,岭上春花色彩鲜明。律诗中的第三联是要“转”一下的,作者也不愿过多渲染南海生活环境不如人意,毕竟还是要安慰一下远行者,所以又从劝慰的角度讲此处风景之美。
诗人在尾联对杨瑗亲切嘱咐:南海这个地方多产宝玉,你千万不要嫌厌那里生活的清贫。诗人语气如此沉重,本意是要朋友转换心态,结果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忧远伤别的心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朋友一片殷勤珍重的关怀之意。诗人下笔也有言外之意,既然南海多宝玉,何必加一“慎”字,可见他真正的意思是希望杨瑗以节操清廉为重。
在唐代,今天的两广地区还是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说起来也算是“边塞”了。只不过那里并没有成就功名的机会,派去那里做官,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贬谪和惩罚措施。韩愈被贬谪潮州时心情就极度郁闷,担心自己不再能生还,写诗对侄孙韩湘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所以当朋友要去南海做一个小小的县尉时,岑参赠别的基调就是同情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