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这首词实际是祝酒词,描写春日开宴时,夫妇双方祝酒陈愿。前两愿分别祝郎君与自己长寿健康,最后一愿以梁燕双柄喻夫妻团圆,天长地久。冯词三愿对于人问恩爱夫妇而苦则相当典型,主人公不求富贵.惟愿夫妇相守长久,意愿虽强而所求不奢,表现了古代女子对美满生活的追求。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风和日丽的春天,摆起丰盛的酒宴。一杯美酒一曲歌呵,拜了又拜许三愿:
首先,对饮双杯指天发誓的场面用于写爱情,比白诗用于写友谊更为合宜。在具体描写上,通过相应的具体环境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明媚和煦的春日,不但是一派良辰美景,也象征着宝贵的青春时光。丰盛的酒宴,悦耳的情歌,不但是赏心乐事,也象征着人生的美满。“绿蚁新醅酒”(白居易《问刘十九》),一个“绿”字(古时所谓的“绿”,有时微近黄色),写出了新酒可爱的颜色,使人如嗅到那醉人的芳香,更增加了生活美好的感觉。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这几句是说,一愿郎君你长寿千岁,二愿我身体永远健康,三愿我俩如同梁上燕呀,双双对对,幸福无边。
在这首诗中,凡写景无不含情。结尾的“梁上燕”虽是比喻,却也是春日画堂的眼前景物。这样,春日、绿酒、呢喃燕语,构成极美的境界,对于爱情的抒写,是极有力的烘托。冯词与白诗篇幅差不多,但内容格外丰富充实,与此大有关系。
其次,冯词与白诗二作都用数目字,这首词有“一”、“再”、“三”,“一”、“二”、“三”的重复,前一组表数目,后一组表次序,重复中有变化。“绿酒一杯歌一遍”的两个“一”,孤立的看是两个“一”,结合起来却又会增出新意。在此春宴上,岂能只饮一杯酒?每进一杯酒,就歌一遍,则文字上是“一”,事理上又会变成“三”或者更多,这与“陈三愿”的“三”的为固定不变,又自不同。“三愿”表现主人公愿望之强烈。主人公不求富贵,惟愿夫妇相守长久,意愿虽强而所求不奢。和白居易诗相比,去掉了“世清平”一语,而改为“一愿郎君千岁”与“二愿妾身长健”意思相同,分两句重说,更见意愿集中而单纯。诗歌形象也更为突出。
其三,与白居易诗《赠梦得》相比。这首词的长短句表现手法,使得形式上更活泼,内容上更适宜。这首词重点在三愿,故以最短的句子“春日宴”写环境,颇简妙。而末两句一气贯注作一长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写的是主人公情意最为深长的一愿,便觉声情合一。
总的来说,冯延巳的这首词表达了一个贤淑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和“岁岁常相见”的愿望。全词单纯与丰富,平易与雅致的高度统一,通俗易懂却能够表达最深挚的感情,深得民歌真髓,真正做到化平凡为神奇。
一开始诗人就将一幅繁华竞喧、富丽堂皇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台城六代竞豪华”,是一种大笔铺叙概括性的总体描述。作为首句,气势雄阔,用词用句却十分简朴,没有任何生僻的字眼,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一笔,将整整一段历史从纵贯和横断两方面浓缩于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中,在开篇就使如此美轮美奂的六朝繁华气象如临眼前,宛如海市蜃景般的幻化出来。此情此景使读者再也不能无视那种扑面而来的奢华景象,也无法再无视那段尘封了的历史。
六朝的奢侈之风日益加深,到了南朝陈后主的时候,其奢侈程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营造了“结绮”“临春”“望仙”三座极尽奢华之高楼。诗中以“结绮”“临春”这两座典型的建筑物名称来形容陈后主这位亡国之君的挥霍无度。在这些富丽堂皇、燃尽民脂民膏的辉煌建筑群中,陈后主过的是怎样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那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首句是从总体上描述了整个六朝时代的豪华胜景,那么诗的第二句则是抓住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将这种豪华推了出来,并且是推向顶峰。带有举例说明以使其抒写的内容更进一层的意味。这样不吝笔墨的极度描写刻画在引起读者无数联想的同时,更为诗人点出此诗的主旨做了充分的铺垫。
第三句“千门万户成野草”,急转直下,一个“成”字成为全诗思想情感的转折点。承上启下,将前度的繁华热闹推翻,却引发了突如其来的繁华成空,万事成空的无限感慨。从六朝故旧到诗人所面对的往昔遗址,几百年的历史更迭,风烟变幻,沉重的附在这样一个“成”字上,沧桑与负重集千钧于一发。诗人的悲怆传达给了读者,成为千万人的悲怆。当日的“万户千门”早已不复存在。诗人是在遗址面前演发出了对往昔的憧憬和想象,他想象到这今日生满野草的荒凉旷野也曾是六朝繁华的一部分。以实景引出虚事,以虚像来反衬实际景物的荒凉。诚如后世辛弃疾在《永遇乐》中所写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吊古伤今之情,在虚实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中自然流露。同时,“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前四字,与“结绮临春事最奢”紧紧地衔接在一起,后三字写出了结绮、临春两座楼的变化。这句本身用“千门万户”和“野草”作比照,把陈朝的灭亡和台城的今昔写得一清二楚。
最后一句,图穷而匕首现,“一曲后庭花”交代了结绮、临春之所以成了野草的原因,总结了陈朝亡国的教训,抨击了陈后主的荒淫,全诗的意义几乎全部凝聚在这五个字之中,此诗的主旨在千呼万唤中姗姗而出。然而刘禹锡的怀古诗是十分含蓄的,他并不直接指斥昏庸帝王的荒淫误国,而是以一个典型的意象婉转地表达悲愤之情。自从陈后主亡国之后,在文人的笔下,《后庭花》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亡国之音”。在刘禹锡之后也有一些以后庭花指代亡国的名句,如李商隐“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刘禹锡在这里指出,六朝的覆灭,南陈的亡国,都只因为那曲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这里的后庭花已不再是一首曲子的名称,而是帝王为一己之享乐,以致国破身亡的代名词。这一句较之前句讽喻的意味更加浓厚。这是诗人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的劝谏,其苦心历历可见。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启,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全诗承转分明而又环环紧扣,“亦不孤乐天之言。”此诗不空发议论,而是寓怀古论今于人事景物的沧桑巨变的描写中。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诗歌应有的情韵。
小令用尖刻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常遭横祸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是一种调侃的手法,更进一步讽刺了社会黑暗。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本篇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以冷语峻笔作嬉笑怒骂,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乔吉有首《山坡羊》就明显模仿了本篇:“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