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久享盛名的佳作。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尽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这首诗就反映了他的伤感情绪。
前两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是说:傍晚时分我心情悒郁,驾着车登上古老的郊原。“向晚”指天色快黑了,“不适”指不悦。诗人心情忧郁,为了解闷,就驾着车子外出眺望风景。“古原”就是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较高,是唐代的游览胜地。这两句,点明登古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说:夕阳下的景色无限美好,只可惜已接近黄昏。“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涵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诗中描写了金代京都元宵佳节人山人海,人们盛装出游的欢快气氛。全诗浅白如话却富有情趣,用短短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在节日的欢乐之情。
开头两句写京都元夕的热闹场面,“袨服华妆”写出了游人们穿着鲜明华丽,“六街灯火”写出了大街小巷到处在舞弄着花灯的景象,前两句用元夕日,街上的人们的装束和举动反衬了汴京一派繁华、升平的气象,也为下文诗人这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都外出游玩,沉醉在游人的欢声笑语,抒发情感作铺垫。
而三句一转,用“长衫”对“炫服华妆”,写到自己竟然也随游人追欢逐乐。一个隐晦的发问,包含着辛酸的自嘲,严峻的自责,同时也是对前面所铺叙的场景的否定。表现了诗人对此时金朝的偏安处境的嘲讽,也表达了对繁华背后危机的担忧。
此诗展现了游人在元宵节游玩的景象,写出了元夕夜的盛世繁华,手法上,用乐景抒哀愤之情,长衫和炫服华妆的对比,含蓄动人,意味深长。
唐玄宗宠信宦官,让他们占据京郊的甲第、名园、良田竟达一半;又酷爱斗鸡,当时王公贵族也都以斗鸡为乐,形成风气,有些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而获得高官厚禄。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根据自己的见闻,刻画了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形象,从而对唐玄宗的腐朽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全诗前八句四句一组,分述“中贵人”与“斗鸡者”之嚣张气焰。
前四句写宦官,起笔“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京城大道之上,大车疾驰而过,尘土扬起,遮蔽天日。开篇即发唱惊挺,构成悬念。第三句“中贵多黄金”,点出原来有如此气势与胆量肆无忌惮飞车疾驰的只不过是一群阉者宦官而已。他们驱车乘马,如入无人之境地,正是因为他们得皇帝之宠,握重金之财。他们依仗手中的权钱财势,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京城的繁华地带筑起豪华的宅第。第四句“连云开甲宅”,荡开一笔,写他们府第之豪华,更见其荒谬之处。
承四句写斗鸡者。首先直接点出斗鸡者的身份,用“路逢”与上节自然衔接,过渡得天衣无缝,毫不给人以突兀之感。接下来三句一句紧似一句,一步更进一步地描述其势焰薄天的神态。“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这种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任何人见之都会恐惧。所以“行人皆怵惕”。从侧面继续刻画这帮得势小人的丑陋嘴脸。写“中贵”者,由环境至人物,处处烘托;写“斗鸡者”,从人物至神情,层层渲染。以传神之笔墨,叙写小人得意之气势,轻薄夸张之情状,历历在目。
最后两句在描摹无不尽其极之处骤然反跌,带出诗人饱蘸感情的醒世之笔。远古时期,尧帝欲让位给许由,由以此言有污双耳,即以清凉泉水洗之。当今君王耽行乐,哪辨什么奸与宠呢。中贵人与斗鸡者,飞扬跋扈为谁雄?纷纷扰扰的世事背后却是才能与身份的错位,品行与地位的错位。世上已无如许由辈那样的不慕荣利之人,哪里还有人去分辨什么忠奸贤愚。诗人以许由自比,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叹,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