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要理解这首诗，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宝钗所“忆”的究竟是什么。从字面上看，她所忆的，当然是菊花。但菊花在这里象征什么呢？传统“红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菊花象征薛宝钗出家远去的丈夫，即贾宝玉。并且倾向于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说成是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但这种解释本身就是明显有问题的。首先，这种说法与脂批对后文的提示相龃龉。戚序本第7回脂批有云：“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戚序本第7回双行夹批）而宝钗《忆菊》中却说“谁怜为我黄花病”，如果宝钗真的到了为思念宝玉而“病”的程度，又岂能说是“虽离别亦能自安”？其二，传统“红学”的解释也不符合宝钗自己对人生聚散的达观认识。第22回，宝钗《更香谜》，其末一句的说法是“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无独有偶，第70回，宝钗在《临江仙·柳絮辞》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如果宝钗是为思念宝玉而到了为之“痴”、为之“病”的地步，又如何是“风雨阴晴任变迁”？如何是“任他随聚随分”？因此，把诗中的菊花解释成贾宝玉，把整首《忆菊》诗解释成所谓的“孤居怨妇的惆怅情怀”，实际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这里的菊花，还应该理解为宝钗高洁的社会理想方是。同回，宝钗作《螃蟹咏》讽时骂世，其中一句即云：“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姜，老辣之物也。比喻运用权力和法律，对螃蟹一样的恶势力进行惩罚和制裁。菊，高洁之物也，与姜对举，即比喻高洁的社会理想。第42回，宝钗私下里对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可见，男女各守其份，当官的清正廉洁，商人、农民努力为社会创造并积累财富，这就是宝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正如宝钗所看到的那样：“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了书倒更坏了”。故，宝钗不惜颠倒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严厉批评那些士人“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样也自然引出一个话题，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已经失落，宝钗当然要为之“忆”。而这才构成了《忆菊》的主题。——菊者，理想中高洁的社会。所谓“忆菊”，就是追忆失去的理想社会！

　　从整体来看，宝钗的《忆菊》诗即表现了宝钗对在现实中已经失落了的那个理想社会的苦苦追忆之情。而把这首诗与宝钗的另一首《画菊》诗对看，一忧虑、愤懑，一潇洒、解脱，这同时也暗示了宝钗的人生观必将由忧世、愤世，而走向出世、遁世的趋势。“慰语重阳会有期”是不可得的，只能“粘屏聊以慰重阳”。那么，再往后呢？只能到佛、道的出世哲学中去寻找精神归宿。故，宝钗最后必然是“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必然是“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而这就是脂砚斋所说的“虽离别亦能自安”的心态，以及“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精神了！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钗头凤·红酥手》是南宋诗人、词人陆游的词作品。此词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一说为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

　　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异。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抒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縢酒”是一种官酿的黄封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描写，陡唤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禹迹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鸳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现在嘛，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了!此时词中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

　　“东风恶”几句为第二层。直抒胸意，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蕴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使大地复苏，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象喻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墙，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愁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到底谁的错？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

　　词下片直书别后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承“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她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痩”，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变化，实则反映她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墙”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給她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哇！著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托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表情动作，表现她此番相逢的心态。旧园重逢，往事连连，她能不哭么?她能不泪流满面么?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她“泪痕红浥鲛绡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恸哭声，但见泪满巾。

　　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得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寥寥八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莫，莫，莫！”意谓：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它做什么，说它做什么？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全词也就由此结束了。

　　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捩；过片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情事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

　　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莫，莫，莫”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这首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全词情感真挚，多用对比，节奏急促，声韵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