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轩一犁润，折狱片言功。
小试已无敌，晚成应不同。
他年循吏传，亦足慰途穷。
随轩一犁润，折狱片言功。
小试已无敌，晚成应不同。
他年循吏传，亦足慰途穷。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
菊白历来是诗人笔下的爱物。东晋陶洲明就以爱菊闻名。尤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更抬高了菊白的“身价”。不过人们赏菊，多数人喜欢黄色的金菊。而不大喜欢寒素的白菊。唐人也是如此。刘禹锡就在诗中写过当时“家家菊尽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嗜好，因为“白白冷淡无人爱”（白居易《白牡丹》）。而李商隐这首诗则专为白菊写照，极言其美。
诗一开头便写道：“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实”即白。晋代潘尼《秋菊赋》中就有“真人采其实白”之句。“英”也指菊白。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郢曲”与“白雪”都是用典。宋玉《砖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楚国都城）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园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诗人觉得东晋陶渊明在他有关菊白的诗作中只写黄菊，不写白菊，似乎不大公平（其实不是不写白菊，我国汉魏及两晋还没有培育出白菊），所以马郎中移栽白菊，并以白菊赋诗，真是难能可贵，其诗作如同《阳春白雪》之曲那般高雅，和者盖寡啊！
接下去，诗人便着力刻画白菊之美。三、四两句：“素色不同篱下发，繁白疑自月中生”，主要刻画白菊之色，而“移”字也随手带出。就色而言，白菊冰肌雪骨，如白玉琢成，似秋霜初降，确实不同于篱下生长出来的黄菊。它那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白朵似乎是从月宫生长出寿的，哪是人世间的凡白俗卉呢？
五、六两句又一分一合更细致地描写白菊：“浮杯小摘开云母，部露全移缀水晶。”“小摘”是分开来看，“全移”是合观一体。此处诗人采取他贯用的写作手法，绕开描至对象本身，别出心裁，以他物出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舛巧”。（《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直相描写白菊本身容易直白无味，所以诗人便采用比喻的手法，借物之亡者以喻白菊，浮杯小摘，即分开来帝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再“带露全移”，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白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真如水晶一般明亮这一联笔法精妙，极尽白菊之态。
七、八两句：“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方荣。”着重赞扬马郎中其人及其移植白菊之事。清人陆昆曾评论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说：“含香句，谓白与人称。一经郎中移植，便庆得地。而芳荣自此始矣。”（《李义山诗集注》）。“含香”与“五字客”都是用典。《汉旧仪》中说：在汉代，尚书郎奏事于光明殿。而殿中用胡粉涂墙壁，尚书郎“趋走丹墀。含鸡舌香（即今丁香），伏其下奏事。”另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此处“含香”与“五字客”是赞扬马郎中其人。白菊为大多数人所不赏，却遇到马郎中这样如钟会一样文采风流的知音，生得其地，也可以一显芳荣了。
这首诗句新意关。表现在：诗人写白菊之色不从白菊本身着笔，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之。先是疑白菊生自月中。后又用云母水晶来比方。新颖别致，翻空出奇，同时本诗又使用了一些典故，美不胜收。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