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事为诗,比较自由随便,不象军国大题目那么庄严。小斋即事.当然要与小斋生活情事相关。这首诗即从小斋常具之物琴,棋上着眼。不过诗并没有去描写琴棋生舌,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写志抒怀.显得机杼独出,别开生面。
首联单刀直入,直陈本意。但由于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种新颖引入的力量。怜,是爱的意思。爱琴,一般说来,自然是因为喜音,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是把琴弹出声来,意在音,而不在琴,传说陶渊明抚无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当其抚时,也是在意想中听到了琴声.作者则不然,爱琴不是为了听音,而是为其“弦直”。爱棋,一般说来,自然是为了较智消闲,作者又不然,爱棋不是为了对弈娱戏,而是因其“局方”。“局”即棋盘,方形。二句都是在琴、棋上寻其品。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圆滑。作者在宋徽宗宜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后,曾官监察御史,“封驳不避权贵”,他的为官态度正好作“方”、“直”的注脚。
次联二句分承首联,是对首联句意的补说。“未用较得失”承“爱棋”句,因为只爱“局方”,不在对弈,所以没有用它较量胜负输赢;“那能愈宫商”承“怜琴”句,因为只爱“弦直”,不在音声,所以没去愈宫商五音。有了这两句,上两句句意更加显豁,对“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并非赘语。
以“方”、“直”自守,其结果如何呢?便过渡到下两联。
前两联言心之所尚,后两联言行之结局。古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在南北宋之交腐败现实中,方直自然更无容身之地。所以,年纪愈长,世也愈加疏远。不是诗人有意疏世,而是正直乃为浊世所疏,“拙”是与“巧”相对的。便佞应世,自能圆转自如,所以为“巧”;直道而行,百途不通,所以为“拙”。因此,一拙万事皆妨。二句字字是说己,却无字不是讽世,反语藏锋,颇多余韵。
末联将诗意再推进一步。虽然琴棋二物始终相随,方直之品持守不变,却只落得小斋独处,无关乎国家兴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诗境更高了。方直主人无关国家兴亡,那么什么样人占据着有系国家兴亡之重位呢?联系到徽宗以来,蔡京等“六贼”当路,国事日非的时局,更可体会到这联感慨之深。但表现上又是多么含而不露.这联同时又回扣首联的琴棋,使首尾紧密关合。
全诗主要是以陈述语说理抒慨,这样的诗最不易写好。由于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发,便饶有趣味,并赋予琴、棋的品格以鲜明的形象性,构思极巧。吕本中、陈与义曾评沦刘一止的诗说:“语不自人来”,大约也正是感受到了诗人标格甚高,较少俗味吧。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