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景，并列三个意象（孤舟、微月、枫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有借月光写客愁的传统。而江上见月，月光与水光交辉，更易牵惹客子的愁情。王昌龄似乎特别偏爱这样的情景：“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行到荆门向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等等，都将客愁与江月联在一起。而“孤舟微月”也是写的这种意境，“愁”字未明点，是见于言外的。“枫林”暗示了秋天，也与客愁有关。这种阔叶树生在江边，遇风发出一片肃杀之声（“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真叫人感到“青枫浦上不胜愁”呢。“孤舟微月对枫林”，集中秋江晚来三种景物，就构成极凄清的意境（这种手法，后来在元人马致远《天净沙》中有最尽致的发挥），上面的描写为筝曲的演奏安排下一个典型的环境。此情此境，只有音乐能排遣异乡异客的愁怀了。弹筝者于此也就暗中登场。“分付”同“与”字照应，意味着奏出的筝曲与迁客心境相印。“水调子”本来哀切，此时又融入流落江湖的乐人（“流人”）的主观感情，引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迁谪者内心的共鸣。这里的“分付”和“与”，下字皆灵活，它们既含演奏弹拨之意，其意味又决非演奏弹拨一类实在的词语所能传达于万一的。它们的作用，已将景色、筝乐与听者心境紧紧钩连，使之融成一境。“分付”双声，“鸣筝”叠韵，使诗句铿锵上口，富于乐感。诗句之妙，恰如钟惺所说：“‘分付’字与‘与’字说出鸣筝之情，却解不出”（《唐诗归》）。所谓“解不出”。乃是说它可意会而难言传，不象实在的词语那样易得确解。
次句刚写入筝曲，三句却提到“岭色”，似乎又转到景上。其实，这里与首句写景性质不同，可说仍是写“鸣筝”的继续。也许晚间真的飞了一阵雨，使岭色处于有无之中。也许只不过是“微月”如水的清光造成的幻景，层层山岭好象迷蒙在雾雨之中。无论是哪种境况，对迁客的情感都有陪衬烘托的作用。此外，更大的可能是奇妙的音乐造成了这样一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感觉。“千重万重雨”不仅写岭色，也兼形筝声（犹如“大弦嘈嘈如急雨”）；不仅是视觉形象，也是音乐形象。“千重”、“万重”的复叠，给人以乐音繁促的暗示，对弹筝“流人”的复杂心绪也是一种暗示。在写“鸣筝”之后，这样将“岭色”与“千重万重雨”并置一句中，省去任何叙写、关联词语，造成诗句多义性，含蕴丰富，打通了视听感觉，令人低回不已。
弹到激越处，筝弦突然断了。但听者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里不说泪下之多，而换言“泪痕深”，造语形象新鲜。“收与”、“分付与”用字同妙，它使三句的“雨”与此句的“泪”搭成譬喻关系。似言听筝者的泪乃是筝弦收集岭上之雨化成，无怪乎其多了。这想象新颖独特，发人妙思。此诗从句法、音韵到通感的运用，颇具特色，而且都服务于意境的创造，浑融含蓄，而非刻露，《诗薮》称之为“连城之璧，不以追琢减称”，可谓知言。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起句一开始诗人就为使人心悲的边城慨然长叹，充满了辛酸凄怆。诗篇开门见山点明题意，这在古诗和古乐府中是几乎看不到的。“悲”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统摄全诗，也是此诗主意所在。接着，诗人申述了边地使人悲的情景。
首先写边地严寒、人稀、荒芜。“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肌肤，大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冰、雪、风肆虐逞威之地，不寒而栗。“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这设问，十分沉痛，答案不言自喻。
其次写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的痛苦。登城远望烽火台，只见边防驻军的战旗在朔风中纷纷飘扬、摇曳、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出征之人，一去不再回头，不思返归。留下的人，多被敌军俘虏，没完没了地哭泣。可见边地人民遭受敌军蹂躏之惨，苦难之深。从征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多被俘虏，这是造成“百里不见人”的主要原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停的残酷战争，使边地人民痛苦不堪。
最后四句写诗人的愤激之情和怅然感叹。“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这一反诘句流露了诗人强烈的哀怨情绪，表现了诗人对边地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切。“蓼虫不知辛，去来忽与谘。”蓼虫喜欢吃苦辣的东西，因此说“不知辛”。这两句是说，那些像蓼虫一样长期吃苦而不知什么叫做苦的人，你和他商谈迁徙的事是没有用的。言外之意，战争使人民习惯了，麻木了。这里凝聚了诗人无限的辛酸和悲哀，也流露了诗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惆怅哀叹的情绪。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战争的写实诗。诗人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边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社会现实。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羁旅的愁思和对妻子的思念。上阙首尾写景，中间穿插议论。秋景自然引发乡愁，‘‘庾肠”、“皤髻”等连续用典，悲叹年华已逝。下阙写妻子思夫，想像对方思念之苦。结尾“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更是悲苦之极。
上片落笔写景，首先点明季节。“木叶亭皋下”三句，写时近重阳，树叶纷纷飘落到平荡的水边地上，又是妇女为亲人捶打寒衣的深秋了。这种“捣衣”之声，最易引起闺中少妇对远方征人的痛苦思念。而远行之人也容易因此想到妻子在家为自己捣衣的情景，既感到痛苦又温暖。这里“木叶”“捣衣”连用，不仅写出了深秋特有的景色，为全词烘托出萧瑟凄清的背景，而且为下面的词意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
“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 这数句又紧承起句，意思说，怎奈我愁绪萦绕心中，白发现于鬓角，再轻慢地把黄菊插在头发上，那菊花也该感到羞辱吧。词人由于忧伤，鬓衰将不胜簪，故云：“谩簪黄菊，花也应羞。”以此反衬出暮感的深沉、乡愁的浓烈。
“楚天晚，白苹烟尽处，红蓼水边头。”在写景中寓离别相思之意。心中既然充满乡愁暮感，所以不仅遥望楚天的晚空，一直望到水气缭绕的白苹尽头，一直望到水边开花的红蓼深处。“白苹”，水中浮草，因其随波漂流，容易引起游子产生离家漂泊的伤感。
词人是淮阳人，所以，遥望楚天，思乡之念便在不言中了；再加两点染，则把他乡愁之深烘托出来了。这里虽纯是写景，但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数句紧承“白苹”“红蓼”两句而来，含着情意的芳草，默默无语的夕阳，横渡南面水滨的大雁，是词人所望到的，但却没有望到故乡，在这种望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只好倚着西楼心往神驰了。这几句写景，将词人遥望故乡而不得的执着深情又推进了一层，词意含蓄，画面完整，真所谓“物以情观，情以物见”了。“人倚西楼”点出游子登眺之处，交代了“楚天晚”至“雁横南浦”六句都是极目之所见；由所见而引起所感，因而所见之景物都似有了人的感情。
下片换头“玉容知安否？”点明所思之人，揭示了词旨所在，使上片所写种种情景明朗化。这句“玉容”，极言容貌之美如花似玉，这儿即指倚楼遥思的对象。“知安否？”曲尽对遥思对象的关切和挂念，由此而引起下面相思的倾诉、深情的抒发。
“香笺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意谓书信和题诗，由于两地渺远而无法见寄，徒然地怨那晴云分离，使者隐没。“碧云”这里借以写对于闺中人的怀思。由于香笺锦字，两处悠悠，碧云已合而佳人未来，青鸟杳然而音书全无。词人于此以铺叙写法表达两地分居、不见来信的怅怨，愈加显出“知安否”所包含的深沉挂念的分量。
“向风前懊恼”四句，转以想象之笔，设想妻子思念自己时的痛苦情状。他想象妻子也许在风前月下，芳心懊恼，眉头紧皱，怎么也止不住那百无聊赖的愁思。写对方思念自己，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妻子深挚的爱情与痛苦的思念。
“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用质语绾合全篇。相思至极，欲说还休；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愈加愁苦，倒不如将此情交付给东流之水带去为好。毛滂《惜分飞》曾云：“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构思、手法与此相同。
这首词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用典极丰，而又不露痕迹，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显得贴切自然、浑然天成；另外全词六副对偶，也令人叫绝。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