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诗的首联描绘作者黄昏时节初入太湖所见，颔联描绘进入湖心，银光撒满湖面，碧波粼粼，颈联写诗人面对此美景良宵，趁案头的官府文书不存在，何不开怀畅饮，吟咏赋诗，何其潇洒畅快；尾联写诗人竟留连不返，夜宿湖边。全诗境界壮阔，色彩明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太湖夜色的优美，令人赏心悦目。
这首诗的首联写向晚之景，颌联写月出之景，从中所透露出的是时间的推移，是欢乐时光的疾速飞驰。向晚时分，水天一色，幽静沉碧，树影交替叠映着霞光，深浅斑驳。不知不觉再抬头望向窗外时，“浮光跃金， 静影沉璧”，月华流素，跃动在千顷冷波上，映照得水面如同飘扬的白练。岸边橘树千万株，橘树上的橘子在霜降之后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粉。这两句中都写到了树，然而情态却是大不相同，前者是黄昏时分的树，影叠霞光是光影交替的朦胧之美。而后者是月光下的橘树，黑暗中擎起一只只橘子，仿佛挂着无数只散发着暖黄灯火的灯笼，饱和的色彩透露出的是热闹繁华之美。“万株金”的橘树，昭示着宴乐已经进展到欢腾的高潮了。
颈联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宴会的场景，而是表达了自己的心志：幸好没有公文案牍劳我形体，何妨一醉而归？即便处处笙歌，我仍要放声吟诗明志。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诗人却反其意而行，无案牍之劳形，但需吟诗与丝竹相伴相映，可见诗人沉醉在欢乐之中，春风得意之感已跃然纸上。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以“十只画船”写出宴乐场面之宏大，以“何处宿”“太湖心” 写出宴乐之尽兴忘归。诗人以“宿湖中”为题，却只在最后一联中点题，给人以恍然之感，原来这“宿湖中”非是苏东坡泛赤壁之上，也非杜甫驾船漂流于潇湘之中，而是欢宴未尽，暂宿湖上之意，颇有“夜未央”的狂欢意味。
本文是一片游记。作者借记述龙兴寺东南的小丘，阐发其自然美学观。全文语言精炼优美，结构严谨，记事、抒情、议论自然结合，融为一体，含义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第一段先就“游之适”发表议论，总领全文。作者认为，适宜于游历的景致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旷如”即开阔远大的境界，一种是“奥如”即深邃荫蔽的境界。接着讲“旷如”和“奥如”的具体内容。 “凌阻峭”，“出幽郁”，写的是景；“廖廓悠长”，写的是情。 “抵”和“伏”两个动词，赋予“丘垤”和“灌莽”两种自然的景观以动态。然后写人工改造应该遵循的原则：“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这一段文字，运用整齐对称的对偶句，表达相对的内容，读起来琅琅上口，细细品味，富有诗意。
文章第二段紧接上文，直接写东丘的景色是“奥之宜者也”。具体写作者自己如何因其“奥”对它进行改建。“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原先东丘是龙兴寺外边的一块荒地，作者得到后，就将它同寺庙北堂的北阶连在一起。即作者所说的“余得而合焉”，这是现在东丘的规模。“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意思是仍保持原来地形的特点，从而照应了第一段的“不可病其邃”。再后，细致叙述美化东丘的具体做法：“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俛入绿缛，幽荫荟蔚”，这几句又照应了第一段“增以茂树蒙石”。最后几句写作者在改建后的东丘游览时的感受。作者触景生情，内心的幽怨惆怅同环境的清冷发生共鸣，发出“以邃为病”的感叹。
文章第三段紧接第二段，发表议论、抒发感情。作者赞叹永兴寺之“旷”：“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接着，内容一转：“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作者对于小丘的珍爱之情，对其命运的担心溢于言表。”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这组韵文，字里行间流露着柳宗元的寂寞孤独的情绪。“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运用了《诗经·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的诗句。作者引用这个典故，含义深刻。从字面上看，是要人们爱护小丘，不要损坏它。实际上是借此曲折地表述自己的心情：身为谬人，处境困难，前途渺茫，常存隐忧。文中的一个“惧”字，反应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最后几句是文章的主旨。
文章由“游之适”之二境引出治理东丘，由东丘之景引出议论，结构严谨；句法参差变化，有散句，有韵句，读来抑扬有致，有音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