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此词首两句点明时刻,以下写景,呈现出一片朦胧夜色。荒村人静,遂觉茨菇荷叶,凡舟中所能辨识者莫不饶有诗趣。
“渔梦”语双关,可解作静极欲眠,亦可释为隐遁之想。“凉帖地”之“凉”字,“咽虫声”之“咽”字,均可见作者体物炼字之工。
寇准是北宋著名的政洽家,位至宰相,功业彪炳,性亦刚毅,却写出如此柔丽感伤之诗,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觉得难以理解,议论纷然。宋僧文黄在《湘山野录》中说:“莱公(寇准封莱国公)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云云”;南宋胡仔说:“忠愍诗思凄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曾经作过寇准副职的范雍在《忠愍公诗序》中也谈到:“尝为《江南春》二绝,……人曰少贵无不足者,其摅辞绮靡可也,气焰可也,惟不当含凄尔。”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范雍以为只有诗人的女婿文康公(名王曙)说中了:“乃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诗人感物,固非偶然。时以为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诗人在澶渊之盟后不久,晚年罢相又复相,又被排挤去位。后贬死雷州。作为一个人,他心中存有芥蒂;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感到失意和抱负难以再展;而作为一个诗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他对景伤情,发为诗句,原因就在于此。
此诗一二句点明题意,并描写出了江南春日黄昏的那种迷离艳冶之美。末句转入抒情,诗人心中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此诗颇具唐诗特色,情韵悠长,蕴藉空灵。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中杳杳,指江水的深暗幽远。夕阳西下,江面上水波渺茫,远望好似烟雾笼罩;江水浩渺,迢递不断,如同远隔千里。一阵东风,吹来缕缕白苹清香。寥寥十四字,表面写无人之景,实是境中有人,“隔”、“风起”、“香散”,都是从人的感觉角度落笔的,因此第三句就将人推出镜头来。原来此时诗人正伫立在汀洲(水边平地)之上凝望着。此属倒装句法,按顺序而言,应把此句提到最前面,但如倒转过来,便属凡笔,诗意也索然了。
美景令人陶醉,也撩人伤感,尤其是悲愁郁结的人,所以末句便转入抒情。此时,诗人面对一江春水,心中陡然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愁情不断如春水”,凭借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化抽象为具体,含蓄地倾吐出愁情的沛然莫遏,与早于他的李煜《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晚于他的秦观《江城子》词名句“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异曲同工。李词鲜明、生动,秦词情辞兼胜,寇准的诗则妙在首尾呼应,情景相生,另有耐人吟味之处。
这首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禁体”,即序中说的“禁用体物语”。所谓“禁用体物语”,欧阳修的《雪中会客赋诗》的序说:“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这并不是作者故意出难题,以便“于艰难中特出奇丽”。
李商隐《对雪》诗说:“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此诗堆砌词藻,“多用故事”,写出一支“雪”的谜语,看不出有什么诗意。宋初“西昆派”诗人学李商隐,就专学这一类。由此可见,“禁用体物语”,正是要矫正“西尾体”流弊,使诗歌面向现实,以白描代替藻饰。欧阳修诗中说:“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即有“力去陈言”,注意写实的意思。苏轼此诗,用白描语言,翔画喜爱雪的心情,尤为细腻。
起句写“窗前”“枯叶”在“暗响”,再写“映空先集”,疑“有”疑“无”,纯属白描,正是初雪。欲落未落,“作态斜初”,使人待之焦急,刻画尤为入神。这不仅把雪写活,而且写出望雪心情。久旱得雪,大家欢喜,“众宾起舞”,“老守先醉”,便是这种心情的生动表现。其中,“风竹乱”是舞姿,“霜松折”是醉态,但也是雪景。“恨无翠袖”,即《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的意思。“横斜”是梅态也是舞姿,亦复语含双关。“微灯”写宴罢之后,灯光微淡,才能见雪;微雪时止时降,故望去若明若灭。纪昀说,此诗“体物神妙”是不错的。但此诗之妙,主要还在于写出心情。
“归来”卧听“更鼓”,因更鼓知夜永,由夜永推知雪势(一般说来,雪多落于夜间,苏轼诗即有“夜静无风势转严”句)未停,所以欢喜。即使冷到衣裳像长了棱,也不以为嫌。人虽就寝,心在雪上,急欲了解雪下了多少,故第二天清晨不待铃索唤醒,而已起床。这时最怕是雪晴“初阳”出。但事实上只是一场小雪。可是他还想对“余雪”再赏一下。从桧树顶上到瓦沟,一一注视;对疾风吹落下来的“余屑”也感到惊喜。这就加倍刻画出望雪、喜雪的心情。杜甫说“忧国望年丰”。“雪兆半年”,望雪即望丰年。这种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欧阳修诗中说:“乃知一雪万人喜”,这种忧喜是与广大人民一致的。
结处收到题目。“聚星堂”是欧阳修为知州时所建,“聚客赋诗”咏雪,“禁用体物语”是以前欧阳修的事。颍水在汝水之南,故说“汝南”。“故事”即指咏雪事,“白战不许持寸铁”,指“禁用体物语”,“白战”用作比喻生动形象。
把此诗与上面所引的李商隐的诗相比,同为咏雪,而写法与内容迥不相同。李商隐那首诗,尽管词采藻丽,用典雅赡,究其思想,却很贫乏。苏轼洗去铅华,纯用白描,不惟“句句是小雪”,写出特征,且着重心理刻画,描写入微,写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万人同忧、同喜的心情,实践了欧阳修讲的“搜索万象窥冥漠”的主张。清代翁方纲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非唐人所能囿。”(《石洲诗话》)苏轼此诗正可为其代表。黄庭坚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着整整复斜斜”(《咏雪呈广平公》),虽亦用白描,但中无寄托,仍近谜语,相较一下,有助赏鉴。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