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与情人相约而又未能践约的且喜且怨的情怀，词用女子口吻表现了主人公先是怨恨对方后又原谅对方的情感变化。上片说曾是相约黄昏后，然而迟迟未能成行；下片写不能如约，“原是瞿唐风间阻”的缘故。全词言辞真切，哀感动人，借用典故，情韵深长。
“昨夜个人曾有约，严城玉漏三更。”报时的沙漏中，细沙滑下，标志着时间无情流逝。戒备森严的城内街道空无一人，主人公独自等待了大半个夜晚，“严城”二字更增添了这孤独凄凉的色彩。相思与等待之苦，确是不堪忍受。
“一钩新月几疏星。”天上的一钩新月，点点疏星，这样的景色在主人公看来，不过是一番别样的孤寂凄清，人一生又遇上多少个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夜晚？若所等之人如约来到，那此情此景，二人可能会在月下对酌，可能会联词唱和，也可能只是并肩漫步在如水月色中，任低声耳语惊起了宿鸟剪碎了花影。然而，这样心心念念等待之人终究没有到来，面对新月疏星，只能听凭思念和寂寞在惘然中纠缠不休。
三更时分，风定夜静，相约之人却迟迟不来，主人公的心情处于犹疑不定之中。“夜阑犹未寝”，纵夜阑灯昏，也难以安然好眠。“人静鼠窥灯”，四周寂静无声，连小鼠也出来窥探。而无果的等待，一室的悄然，早已让人心内冷凉一片。言语至此，已是沉沉无半点生气，寂寞至极。
过片写主人公久待不见人来，开始主动为对方寻找爽约原因。“原是瞿唐风间阻”，主人公在这里设想，恋人一定遭遇了像瞿塘峡的风一样的意外变故，才没来赴约。这里所谓的“瞿塘风间阻”是借喻人间别有难言的风险，显然非单指自然界的险阻。此处借典故示之，意含深婉，情韵深长。想必此刻伊人正在独倚高楼，拍遍栏杆，苦无良计。
继而强自解嘲道：“错教人恨无情。”这让人误以为对方无情。既未践约，则一面是遗憾，一面是加倍地思念。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一条何其难逾的鸿沟，主人公不禁黯然神伤之至，却也无计可施，只得任那情绪陷入长久痛苦的相思之中。
“小阑干外寂无声”，深夜难眠容易让人产生回忆，昔日与恋人在回廊约会的场面历历在目。“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此时此刻，只剩下护花铃声颤动，空留断肠人。结尾两句更是清新含婉，余味悠长。
全词抒发了作者的思乡恋乡之情，对仕途的失意，怀才不遇的郁闷情绪也有新宣泄。
首句描绘出一片衰微荒凉的景色，暗喻词人却抑郁的悲凉的心情。在文学作品中，从来是“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衰柳本就引人寂寥，更何况青苔满地！羁旅他乡的词人面对如此凄凉荒野，越发恋念故土家人。他“用十二阑干，故国三千里”抒发这种情结，使人感到极浓重的哀愁。“十二阑干”是家中的庭院回廊，也代表家人的温馨。乐府古题《西洲曲》有“阑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之句，作者显然在思念着娇妻爱子。“故国三千里”，家乡多遥远。此句可见唐代张祜之《宫词》。原作为：“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本是抒发宫女背井离乡，禁锢深宫，长期不得与亲人团聚的孤苦情节的。作者深感自己的身世与宫女命运有相通之处，明写三千里，实指二十年。想到自己宦游一生，南北奔波颠沛，垂垂老矣，矣“字饱含感叹与无奈。南句借用了杜牧诗句”南去北来人自老“，说不尽的辛酸。”短亭依旧残阳里“述说着欲归来能归的愁思。古制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可供旅人休息，也供亲友送别用。”依旧“道出物在人亦在，是啊，韶华已逝，生命如残阳，而自己依旧人在旅途奔波劳碌。
“紫蟹黄柑真解事”句用典。方岳诗云：“白鱼如玉紫蟹肥，秋风欲老芦花飞”，黄庭坚句：“尘思黄柑洞庭霜”都是秋令节物。同时词人又活用晋代张翰睹秋风起思故乡的佳肴美味莼羹鲈脍而辞官归里的故实。显然词人思归还有其深层次的内容。决心仅限于思乡、思家乡之美味。“王粲”句中“寥落”二字语意双关，既写王粲又写自己。汉末王粲羁留荆州，不为刘表看重，因此“登临寥落”的是乡愁，更是自己的怀才不遇。词人的文章不受金章宗的欣赏，不久因罪免职，后仕翰林修撰。公元1196年（承安元年）又因赵秉文上书事牵连在内，被杖六十，解职，后又被贬为郑州防御判官，任途坎坷，“寥落”不下王粲。思归之情也不弱于王粲。结句“雁飞不断天连水”如一幅水墨画，把思归的情怀表述得深沉辽远，绵绵不绝。宋代陆游诗云：“自恨不如云际雁，来时就得过中原。”词人自恨不如云际雁的慨叹表达了更深沉的思想情感。
此词的写作特点是情景相生，以情衬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全词句句有景，句句有情，反复吟味，愈感诗情画意。另一特点是词人工于用典，使词意更加含蓄丰盈。
开头四句，便有许多精彩。欲写夜宿，先说朝游，笔调来得舒缓。劈头而下、突兀而起，也是一种写法，但那比较适合激烈冲荡的情绪。像这诗要表达幽深情趣，便需缓缓引入。好似游山先渡水，才觉得味道悠长。但前二句不仅是个入题的铺垫，也是诗情的动因。“朝搴苑中兰”，语出《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兰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恐怕它在霜露中凋残，而采摘把玩，这是隐喻的写法，包涵着珍惜具有才智和美德的生命的意味。谢灵运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贬出永嘉，辞官暂隐，在于他是很难接受的人生挫折，难免有才智之士不能为世所容的怨艾与自怜，这情绪便在“朝搴苑中兰”的形象中表现出来。因此乃有暮宿石上、流连光华的举动。倘无前二句，全诗就变单薄了。后二句中，“云际宿”一则略带夸张地写出石门别墅所在之高，又暗用《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待）兮云之际”诗意，透出孤独无侣、似有所待的怅惘。归结到“弄此石上月”，一个高洁多情，极富美感的形象。“石上月”不是天上月，那是流动着的如水如雾的一片，那是轻柔宛曼的乐章。石的清凉，诗人的忧郁，都写在这音乐中了。
将四句诗连贯起来，可以发现一、三句同二、四句，均是松散的隔句对。“朝搴”与“瞑还”对应，时间趋近；“畏彼”与“弄此”对应，方位趋近。你单是读，未必要多想什么，自会觉得有一种风姿、一种韵调轻轻摇曳、回环飘荡而来，恰与月华的流动重合。总之，这四句诗的语言具有相当丰富而又完整统一的功能，是真正的诗歌语言。
接着四句，是对夜景的欣赏。——但又很难说是夜“景”，很难说是“欣赏”。这是用听觉在感受夜，并由感受而渐渐潜入自然的深处。张玉谷《古诗赏析》说：“中四即所闻写景，不以目治，而以耳治，是夜宿神理。”这“神理”指什么，他却没有讲清楚。首先应该说，夜景不是不能用目光观赏，也不是不能写好，古诗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描绘视界中的夜景，非着力不可，人和自然容易处在分离的状态，其效果与此诗所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先看前二句：鸟的鸣叫声渐渐低落、渐渐稀少，最后成为偶尔一二声的啁啾，于是意识到它们已在林中栖息，夜越来越深；而在沉静之中，时时又传来簌簌的落叶声，于是知道山中又起了夜风。这二句已经很好地写出了山夜的气氛。因为声音是变动着的，时生时消，起伏不定，它比山林沟壑等固定的形体更能体现山夜的情趣，体现万物在根本的虚寂中运化的节律。这也许就是张玉谷所说的“夜宿神理”吧。
但后二句却是更深入的体验。这二句互文见意，是说夜中“异音”、“殊响”一起来到耳边，听来都是清亮悠扬的声调。所谓“异音”、“殊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鸟儿的鸣叫，枯叶的飘落，还是不息的山溪，断续的虫吟。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诗人称那些声音为“异音”、“殊响”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声音本身，而是声音引起的人的奇异感觉。正因为这是一种感觉，那些声音也被改变了，放大了，成为“俱清越”的音调。换句话说，在诗人凝神静听山夜中各种声响的时候，那些声响唤起了人心深处的某种幻觉；以这幻觉感受那些声响，它们也变得与平时不同。这样，似乎在人的生命的深处与自然的深处形成某种神秘的沟通。确实，人们对人和自然，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因而常常凭借着神秘的感受力去体验自然。像谢灵运这样敏锐的诗人，他的体验也比常人来得丰富。
按照通常的写法，谢灵运的诗在描摹景物之后，总有一段哲理性的议论。此诗的最后四句收结，却不是如此。他只是感叹：如此美妙的秋夜，却无人能够欣赏，我也就无从向谁夸美这杯中的好酒了。言外之意，是说世人多庸俗，缺乏高逸情趣，难与自己同游。最后两句仍是用《九歌·少司命》诗意，原诗说：“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谢灵运心中盼望的“美人”终究不会来到，这只是白白地等待，直到太阳出来，晒干我的头发罢了。这里面其实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谢灵运确实希望有志同道合、情趣相通的朋友与自己共赏这秋夜景色；另一方面，绝景独游，无人为侣，恰恰显示了自己不与凡俗同流的品格，表达出孤独高傲、睥睨一世的心情。以谢灵运的性格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
魏晋南朝，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和强化的时代。而自我意识加强的必然结果，就是孤独感的产生和强化。于是，投向自然，谋求个人与自然的沟通，又成为从孤独感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之一。谢灵运这首诗，就是把孤独感，以及孤独中人与自然的感通和追求志同道合者的情绪，构造成美好的意境。尽管他的其它山水诗也有类似的表现，但都比不上这首诗单纯而优美。所以，在诗史上，这也是一首很有意义的作品。它可以说明：诗歌是怎样随着人的感情生活的丰富复杂化而变得丰富复杂起来的。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