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后主的一首残词，可能是一些草稿。写作的时间是春暮，“樱花落尽春将困”跟另一首的“樱桃落尽春归去”意思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樱桃落尽阶前月”的意境也是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高手填词是不喜欢重复的，相同的意象，相同的意境不应该连续的出现。所以这应该是作者填词的草稿，写不满意的就弃之不用，重新再写。这几首词的意境都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凋零的一个是樱花，一个是樱桃。
樱花樱桃同是蔷薇科樱属，樱花也结果，但是以花出名，樱桃也开花，但是以果实闻名。樱桃，因莺鸟所含食，故名含桃、莺桃，汉代始称“樱桃”。早在周代，就因它是春天最先成熟的果实，作为祭献给祖宗的佳肴，被送到宗庙里供奉。汉惠帝时，叔孙通建议：“礼，春有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后献果之例遂兴。冬日乍去不远，春寒料峭之际，能将通红透亮、鲜嫩可口的樱桃摆上供案，满透着吉祥温暖的气息。想那君王眼见着有这样如意的礼物送给祖先，心情定是无比欢快，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所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杜甫《往在》）。而在供奉之余，自己采摘几把，端详一番，然后小口小口地品味起来，甜甜酸酸，又是一番快活事。
既然是每年都要上供宗庙，每年都乐于品尝，君王们在自家园林里栽植一些樱桃树，也就自然而然了。“御苑含桃树”（明吴国伦《樱桃花》），“紫禁朱樱出上阑”（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说的都是皇家樱桃了。樱桃树就在帝王的不远处，它的花发结实，都会轻易映入眼帘，梁宣帝、唐太宗都写有赞赏樱桃的作品。因为樱桃年年献于宗庙的传统，它就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荣衰与共。
李煜隐居不成，被迫当上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遭后周侵袭多年，屡战屡败，国势日衰。赵匡胤建立宋朝，陆续吞并一些小国后，加紧了对南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煜满目苍凉，再也不会有唐太宗的心境，写不出“朱颜含远日”、“低枝映美人”那样描写樱桃的欢快作品了。然而他毕竟是一国之主，晓得“含桃荐实”，他必定年年要去奉献樱桃给已故的祖父李昪、父亲李璟。“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白居易《吴樱桃》）辖有吴地的南唐的樱桃本是大江南北最茂盛、最有光彩的，然而看着如此晶莹剔透的樱桃，想到风雨飘摇的江山，李煜毫无“永永垂无穷”的信心。他在《破阵子》中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在城破受降次日，李煜没有忘记去辞别宗庙，此时此刻，挥泪不尽，最是伤心。再过十天半月，樱桃花就要开了；再过一个多月，樱桃就将累累低垂，他就可以到禁苑中，采摘上新鲜的几十串，送到宗庙里来供养了。然而辞别之日，永无归期。“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和他李煜，都似那飘落的花朵，纷纷霏霏，如雨，如泪，落下尘埃。李煜失魂落魄地沉浸在飘零的樱桃花雨中，这更符合他的心事。故而在他的词里，不见樱桃，但见樱桃花：“樱桃落尽春归去”、“樱花落尽春将困”。
这些作品就算原来是不残缺的，也应该算作是半成品。作者反复斟酌，心里面都感觉不满意，以至于几易其稿，于是就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
这是一首情韵别致的送别诗，一首贬谪者之歌。王八员外被贬长沙，因事谪守巴陵的作者给他送行。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在政治上都怀才不遇，彼此在巴陵夜别，更增添了缠绵悱恻之情。
这首诗首先从诗人告别洛阳时写起：“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暮春时节，柳絮纷纷扬扬，诗人怀着被贬的失意心情离开故乡洛阳，在梅花盛开的隆冬时分，来到三湘。这里以物候的变化暗示时间的变换，深得《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遗韵。开头两句洒脱灵动，情景交融，既点明季节、地点，又渲染气氛，给人一种人生飘忽、离合无常的感觉。回想当初被贬的情景，诗人不胜感慨，此时友人王八员外也遭逢相同的命运，远谪长沙，临别依依，感慨万端：“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第三句所说“世情”，可包括人世间的盛衰兴败，悲欢离合，人情的冷暖厚薄等。而这一切，诗人和王八员外都遭遇过，并都有过深切的感受。命运相同，相知亦深。世情如浮云，更添离情缱绻缠绵，有如流水之悠长深远。结句比喻形象，“空随”二字似写诗人的心随行舟远去，也仿佛王八员外载满船的离恨而去。一个“空”字，委婉地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恋恋不舍的深情。
唐人抒写迁谪之苦、离别之恨者的诗作很多，可说各抒其情，各尽其妙。这首诗以迁谪之人送迁谪之人，离情倍添愁怅，故沉郁苍凉，情致深幽。一结有余不尽，可称佳作。
这首送别诗通过想象描绘了吴地秀美的风光，毫无离别时的伤感情绪，笔致新颖可喜，仅在结尾处轻轻点出送别之意。唐代的苏州又称吴郡。作者送人前往漫游的吴县，又叫姑苏，是当时苏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儿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丝织品闻名全国，还有不少古迹，作品抓住这些特点，通过描绘，便把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活托出来了。作者对它熟悉而又有感情，所以人们读来亲切有味。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的最大特色是水。自从伍子胥在苏州建城以来，城里水道纵横，渔船星数，水上的生活便一直是当地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诗歌的颔联承接“人家尽枕河”而来，点明的就是这样的当地特色。“古宫闲地少”这五个字是杜荀鹤用漫笔写出的苏州历史。春秋时期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在漫长的时光变迁里，苏州已经由一个政治要地转变为经济重地了。在唐朝，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虽然没有宋朝那么明显，但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有“古宫闲地少”的情况出现。
“水港小桥多”则是诗人用写实般的白描手法营造出来的水乡美景。对于国家政治文化重心所在的北方来说，一座水城如若不是亲眼所见，总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简单的意象组合就能为没来过水乡的人们营造出一个梦般的图画：弯弯的河道，较之于整齐宽敞的官路，多的是潺潺流动的灵性。遍布的小桥，连接着生活的此岸和彼岸，蹲在桥上的时光以及人们伫立桥头眺望远方的守候，也不是北方那挣扎在朔风之下坚韧得近乎麻木的汉子们所能轻易理解的。小桥、流水构建的生活，有着令人心折的精致和让人轻易陷入的漫不经心。这样的美，别处寻无可寻。
生活是流动的。生活中所有的美丽都是从流动中彰显出来。“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很喜欢“夜市”和“春船”的组合，在另一首《送友游吴越》里，“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便和这句异曲同工。像这样繁荣、热闹的诗句，读来是非常喜人的。在中国古代，只有经济发达的城市才会有夜市，莲藕则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水产。绫罗绸缎又是生活富足的象征。仔细吟诵诗句，仿佛真的可以看见操着苏州话的人们正趁着夜市的灯火谈论生计。那些远方微明的灯火，一晃一晃，仿佛黑夜中闪烁温暖的星星。水乡所有的生活，就像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世外桃源，在微醺的醉意里，融化了。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此联是诗人所设想的别全诗于后情景。此处才道出了送别之意，足见诗人谋篇布局之匠心独具，显得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此诗以想象出之，格调清新活泼，篇末喟然一叹，可谓动人情思，引人遐想。诗人笔下的江南水乡，在其精心描绘下更是活脱而出，令人读来如临其境，恍如人在画中游。
李贺当时住在长安崇义里，曾写了首《崇义里滞雨》，表达了壮志成空，愁恨不已之心情，加上穷困孤独，自己的心境也像是阴暗的里巷和淅沥不断的秋雨一样。这很能反映他担任奉礼郎时的处境和心境，与《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所要抒发和表达的情感相近。只不过后者更强调家山的美好和对故乡的怀念。诗人将昔日在家山品茶饮酒的悠闲自在景与眼前退衙回来闭门独坐的孤独以及“鹤病悔游秦”的病痛相互比照，旨在强调身在仕途无法实现理想抱负的喟叹。失落加上乡愁，更增添几分愁苦，也更加深了诗人对故乡的怀念。
诗题中提到的“昌谷山居”即是诗人的故乡所在地。昌谷，位于今洛阳西南宜阳县境内。今日的宜阳，显得偏僻和贫穷，但在隋唐时期，此地则是江淮粮赋陆路和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其中李贺居家的三乡驿（今名三乡乡），是当时从洛阳通往长安大道上的一座重要驿站。为唐代诸帝东巡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连昌宫、兰昌宫等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其中的连昌宫更因元稹的《连昌宫词》而闻名千古。
此诗的前半首，扣住“始为奉礼”行笔，总写居官羁旅无聊之情状。“扫断”、“雅回”两句，叙述官职卑微，门庭冷落；“长枪”、“小树”两句，写江米煮熟，食馔简单，除枣花外，室无珍玩。这四句，全无半点寒酸气却道尽窘迫。即是小官，又全无半点迎逢心思，自是门可罗雀；回到家里自己动手关门，没有仆人书童；特意说出煮的是江米，或许是在暗示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至于小树枣花，那不过是平凡窄小的院落里一棵普通的树罢了。如此这般，一个异地为官生活勉强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形象跃然纸上。“向壁”、“当帘”两句，写闲对如意、角巾，言外寄托“归欤”之意。
诗的后半首，转而写题上“忆昌谷山居”之意。忆家，故作家书，以付黄犬；忆亲人，因妻病而追悔至京求仕。“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可见主人不在；“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月夜又有谁在船上摇荡着满溪的云影？用反诘句收结，意想飞驰，巧妙表现出“忆”的风韵，“末二尤得忆家神理”（《协律钩玄》卷一引董伯音语）。
李贺很少用律体写诗，《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却用五言长律写成，诗韵用上平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通押，很有特色。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