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上片,写黄州端午节一派清新升平气象。“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描绘宜人的美景。一“银”,一“朱”,一“麹尘”,一“圆”,一“绿”,一“新荷”,组缀成五月百色争妍的风景图,颇有“晴沙金居色,春水麹尘波。红簇交枝杏,春含卷叶荷”(白居易《春江闲步赠张山人》)的神韵。“兰条荐浴,菖花酿酒”,笔锋一转,由写大自然进入到写民俗生活:绿兰枝浸水而浴,绿菖蒲酿酒而饮。整个生活,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气氛中,身心愉快。最后一句为点睛之笔,将上述四句的意境概括为“天气尚清和”,世界上一切都是清新的、和好的、升平的。
下片,写苏轼与徐君猷一起欢度端午节日。“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开头三句,承上启下,将酬节“沉醉”,伴之以“歌”,将欢欣谐趣的两位官员描绘得十分传神。“好将”二字,起到贯连上片与下片的主脉作用。“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是苏轼承上升平景象而吐出的酒后真言:太守治州有方,无人犯罪,遗爱人世,百姓安居,可以称之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泰政治。这正是苏轼借题抒发爱民思想的用意。自然,这次端午酬节超过正常性的游宴就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了。字里行间渗透苏轼与徐君猷志同道合的情谊与痛快淋漓之才思。
全词,名为写端午酬节风俗,欣赏五月自然风光,实是借题发挥,歌颂徐君猷的善施政德,使民安乐的功绩,表露苏轼自己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愿望。上片结尾处“天气尚清和”,收而未尽,为下片留出余地,正好是下片起句“好将沉醉酬佳节”的过片句,由咏景而转向写人,起了承递作用,景情融合。
元稹此诗描写樱桃花,就全诗来看,意境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明艳、清晰的视觉感官体会,描写静景,却能给人以动态的体验感。另外全诗不过寥寥几句,但简明凝练,描景抒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句“樱桃花”开门见山的推出所要描写的景物。第二句马上承接上一句并运用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恰似人的视线般由远及近,由一处及整体。这样的描写手法立马使静默沉寂的樱桃花有了一种爆发般活泼、热闹的气氛,恰拟于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又比宋句写的更含蓄,若绵酒般可令人回味无穷。第三句笔锋一转却是睹物思人,“花砖曾立摘花人”便是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作者或读者却都能将摘花人的形象还原回樱桃花枝下的花砖上面。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句:一袭罗裙,红艳似火,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婷婷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热情似火,瞬间黯淡了周围。
然而片刻的恍惚过后呢?却是油然而至的失落。譬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喧闹开着的花儿,那一池的活泼美丽,终却只化作了一句叹息:“那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譬若六一居士的《元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愈发衬出一份斯人不再的惆怅与落寞来。写乐景,喻哀情,恰似我们读完这首诗后没由来的失落一样,我们不知何时,似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