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
这诗真实记录了作者刚入半百之年的一时心态。
诗开头四句写出游的缘由。张衡《思玄赋》说:“开岁发春。”随着新岁来临,诗人已进入五十之年(有的刻本“五十”作“五日”,未可从)。古人说:“人上寿百岁。”(《庄子·盗跖》)由此常引出人们“生年不满百”的慨叹。进入五十,正如日已过午,岁已入秋,是极足警动人心的。孔融就曾说过:“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首句用“倏”,意也正同,都表现出不期其至而已至、亦惊亦慨的心情。五十一到,离开回归空无、生命休止的时候也不很远,(《淮南子·精神训》:“死,归也。”《说文》:“休,止息也。”)要“念之动中怀”了。于是,在初五那天景气和美的良辰,他作了这次出游。
次节“气和天惟澄”以下八句,充分就“游”字着笔。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游侣们分布而坐。山水景物,一一呈献在眼前:近处是微流中的彩色鱼儿在嬉游,空谷中鸣叫着的鸥鸟在高飞。作者用较华采的笔墨着意写出游的、飞的都那样自得,空中、水底无处不洋溢着生机,这其中自然也含着他的欣喜和向往。再放眼远远望去,湖水深广,曾(通“层”)丘高耸,也构成佳境,令人神驰意远。特别是这曾丘(指庐山边上的鄣山),不仅使人联想到昆仑灵山的峻洁(《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淮南子》说:“昆仑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而且它“旁无依接,独秀中皋”(尽管它不如昆仑山曾城的真有九重),顾瞩四方,无可与比拟者,也足以对人们的人格修养有所启示。序中说:“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因为这曾丘的诱发,才给人间留下这好诗。
三节“提壶接宾侣”四句,写出好景诱人,邻里欢饮,使诗人不禁兴起“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的感念。这是对人生、对美好事物——诗中所写的风物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无限热爱、执着的人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作者把人们心中所有的感念,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真率地吐露了出来。
结尾四句,写出酒至半酣,意适情遥的境界。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而作者却以高昂的意气唱出“忘彼千载忧”,他的人生观是超脱的。他又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本有旷达胸怀、又加以“中觞纵遥情”的作者所发出的对良辰、美景、佳侣、胜游的热情赞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颓废之歌是迥然异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