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首二句从象征时光流逝的白日写起。句式与曹植《赠徐干》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相同，表现出光景西驰，白驹过隙，盛年流水，一去不再的忧生感情。只不过阮诗未写“白日”匿于何处，曹诗落实是“西山”。一偏于形象、一偏于说理；一重在写景起兴，一重在寓意象征故也。“去此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闻人倓说“去此”指“去魏盛时”，谓曹魏之盛在俯仰之间转瞬即逝。由此可知，首句“朝阳”、“白日”之谓，不仅象征时光袂忽，且有喻指曹魏政权由显赫繁盛趋于衰亡，一去不返，终归寂灭的深层寓意。在这里，诗人把人生短促的挽歌与曹魏国运式微的感叹交融在一起，双重寓意互相交叉、互相生发，置于诗端而笼罩全篇，下十二句，均受其统摄。
先是“人生若尘露”二句，以“人生——天道”的强烈对比，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在“悠悠”天道和永恒的宇宙中，曹魏政权都去若俯仰，何况区区一介寒士，不过如尘似露，倾刻消亡罢了。
下“齐景升丘山”四句，再用齐景公惜命，孔子伤逝的典故，极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韩诗外传》曾记载齐景公游牛山北望齐时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言毕涕泪沾襟。《论语·子罕》则记载孔子对一去不返的流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齐景公登牛山，见山川之美，感叹自身不永痛哭和孔子对流水的惜逝中，诗人对个人命运和对国运的双重忧虑，比先前的比喻和对比更深了一层。
如此袂忽的人世，诗人将如何自保？值此深重的忧患，诗人又如何解脱？“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十字，乃大彻大悟语。末六句，诗人断《楚辞·远游》《庄子·渔父》两章而取其文意。前四句，取《远游》“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句意，谓：三皇五帝既往，我不可及也；后世虽有圣者出，我不可待也。不如登太华山而与赤松子游。赤松子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与仙人同游而有出世之想，语出《史记·留侯世家》：“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末二句隐括《渔父》句意，表明要摆脱“怀汤火”、“履薄冰”（第三十三首《咏怀·一日复一夕》）的险恶处境，籍以自保和解脱，只有跟从赤松子，追随渔父，即或仙或隐，远离尘世之纷扰，庶几可以避患远祸，得逍遥之乐。——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幻想。仙则无据，隐亦不容，所以终究还是要跌回前面所描写的阴暗世界。
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日趋残酷激烈。司马氏为篡魏自代，大肆杀戮异己，朝野人人侧目，亦人人自危，诗人也屡遭迫害。既要避祸全身，又要发泄内心的忧患与愤懑，因此，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以冷淡的语言表达炽热的感情；以荒诞的口吻表现严肃的主题。这首诗即运用神话、典故、比兴和双重寓意的写法，致使其诗意晦涩遥深，雉以索解。钟嵘《诗品》说阮籍《咏怀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可谓诗界知己。
这是北宋灭亡之际一位被金人虏去的弱女子写的词，描述被虏北行之经历，抒发国破家亡之巨痛。作者之父本是阳武（河南原阳）县令，在金兵南侵围城时，奋勇抵抗，壮烈殉国，妻、子一同遇难。“其女为贼虏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韦居安《梅磵诗话》）。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此词时揪心泣血的情景。雄州，河北省雄县。
开头两句，写被金人用车载向北方出发时的情景。“朝”，点明出发的时间是在早上；“云”，点明出发时的环境气氛是那么惨淡，阴云密布；“横度”，形容阴云突如其来地漫草来。首句看似写景，渲染自然气候之恶劣；实是暗喻当时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形势险恶。一个“横”字，把作者那种祸从天降的特殊感受强调了出来。因此，次句“辘辘车声如水去”就直道其事了。“辘辘”，象声词，形容车轮声。杜牧《阿房宫赋》有“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之句，那是描写六国宫妃被虏秦宫之后的可悲生活，这里是写作者被虏北上、乘敌囚车、不知所往的惨痛情景。“如水去”，既写出被虏妇女之众多，又表达了将一去不返的痛苦心境，比喻生动，含意深长，道尽了国势危亡、一蹶不振，身为俘虏、前途茫茫的深哀大痛。
紧承“去”字，作者用“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再描写沿途之所见。“白草”，我国西北地区所产之草，干枯时成白色，故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北风卷地白草折”、“平沙莽莽黄入天”之句，那是描写天山一带苦寒荒凉的景象；作者在此借用字面，渲染出河北秋季枯草遍地、一片不毛的气氛。在这惨淡萧索的背景之下，只见月光清冷地照着只有三两户人家的荒村，孤零零地，没有一点活气。作者描述敌占区是这样地衰败不堪，凄凉已极，不仅揭示了金兵烧杀虏掠造成的惨象，更衬托出作者被虏离乡、身临异地那种无比悲苦的心境。上句侧重写白天之所见，下句侧重写夜晚之所见，而又互文见义，彼此映衬，合成一幅北国荒寒图，作者的满眼血泪、一腔悲哀也正涂染其上了。
上片写开始被押北行途中的情景；下片写继续北行直至雄州的情景。上片侧重写所见，以写景为主；下片侧重写所思，以抒情为主。
飞鸿草也，万结愁肠无昼夜。”这是继续被押北行途中的一个特写镜头。作者眼看敌占区荒凉凄冷的景象，心头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悲哀，忽然看到鸿雁从北往南地飞去，不禁更撩起了对故乡的怀念、对亲人的追思。然而父母兄弟均死于敌手，即使鸿雁能够传书，自己又不知道投书给谁，何况自己身为俘虏，失去自由，不仅不能象鸿雁那样飞向南方故土，恐怕连投书的自由也没有。就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愁境中，“渐近燕山”，来到雄州，离金邦的京城——那在燕山脚下的燕京已经不远了。
这句既照应词题，又开启下句“回首乡关归路难”。空见飞鸿南去，自己身陷异域，只能回头遥望那难舍难忘的故国乡土，可要顺着此路回去就比登天还难了。作者强烈的怀国思乡之情，深沉的亡国丧家之恨，无可奈何的身为敌俘之悲，已经绝望的永别家园之痛，在此一齐倾诉出来，字字饱含着血泪。结笔处，收敛了上文流露出的愁苦心绪，文字变得平实朴素，但感情却更显真切。燕山，早在靖康之变以前，同知燕山府郭药师就已投降金国，使燕山成为金人的后方重镇。这一句话中，蕴涵着深沉的家国之痛。正因为家国沦亡，她才会落入此种境地；也正因为国破家亡，她才无法再得自由。因此，末句对“乡关”的“回首”，饱含着她对故土的留恋，以及对家国命运的忧心。
这首词上片寓情于景，下片对景抒情。上下片都达到了情与景的和谐统一。同时也将强烈的思乡之情和深深的亡国之恨汹涌倾泄出来，令人悲愤无比。
宋玉的《风赋》云：“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下而加焉。”此篇所咏的“凉风”，正具有这种平等普济的美德。炎热未消的初秋，一阵清风袭来，给人以快意和凉爽。那“肃肃”的凉风吹来了，顿时吹散浊热，使林壑清爽起来。它很快吹遍林壑，驱散涧上的烟云，使诗人寻到涧底的人家，卷走山上的雾霭，现出山间的房屋，诗人情不自禁地赞美它“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这风确乎是“有情”的。
“肃肃凉景生”，首句平直轻快，习习凉风飘然乍起。“加我林壑清”，是紧承上句，概写风不管深沟还是浅壑，不分高低贵贱，北风都遍施恩惠。“我”字的运用，加强了主观情感，表现了诗人胸襟的开阔。“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描写风为平民百姓送爽的具体情态。风，驱散了烟云，卷走了雾霭，穿行于涧户山舍将清爽带给人们。第五、六两句是赞扬风的品格。“去来固无迹”，指它行踪不定，似乎施惠于人们没有所图，不求回报。“动息如有情”，借用《抱朴子·畅玄篇》“动息知止，无往不足”之意，形容风慷慨惠施，不遗余力，来去仿佛一个有情有义之人。这两句诗，夹叙夹议，巧妙地承前启后，自然地引出结联：“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白天，风为劳作的人们送来清凉，宁静的傍晚，又为歇息的人们吹奏起悦耳的松涛声。欣赏松涛的大多是士子或隐者，当然也包括了诗人自己。这里与“加我林壑清”中的“我”一样加深了主观意趣。
诗人以风喻人，托物言志，着意赞美风的高尚品格和勤奋精神。风不舍昼夜，努力做到对人有益。以风况人，有为之士正当如此。诗人少有才华，而壮志难酬，他曾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在这篇中则是借风咏怀，寄托他的“青云之志”。
此诗的着眼点在“有情”二字。上面从“有情”写其加林壑以清爽，下面复由“有情”赞其“为君起松声”。通过这种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把风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首句写风的生起，以“肃肃”状风势之速。风势之缓急，本来是并无目的的，但次句用了一个“加”字，就使之化为有意的行动，仿佛风疾驰而来，正是为了使林壑清爽，有意急人所需似的。下面写风的活动，也是抓住“驱烟”“卷雾”“起松声”等风中的动态景象进行拟人化的描写。风吹烟雾，风卷松涛，本来都是自然现象写成了有意识的活动。她神通广大，犹如精灵般地出入山涧，驱烟卷雾，送来清爽，并吹动万山松涛，为人奏起美妙的乐章。在诗人笔下，风的形象被刻画得维妙维肖了。
此诗所咏之风，不是习见的柔弱的香风，也并非宋玉《风赋》中的取悦于大王的雄风，肆虐于庶人的雌风。这首《咏风》小诗里，寄寓着诗人的平等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情趣。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