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

　　古时“答”是一种敬称。王昌龄是武陵田太守的门客（即田的参谋），因此辞别（或者说辞职）的时候就专门写一首“答诗”来做交待。对于这首作品读者完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前一句是告辞，说明自己的去向；后一句就是表达对太守的谢意和尊敬，或者说是感激和忠实。

　　从文采修辞上讲，诗中用典故表露自己的心意。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魏国出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信陵君，他既是有才能的霸主，又是广纳贤才的爱才之君，因此门客们都很愿意为信陵君效力。诗中的大梁客是诗人用来比喻自己的，后面的“信陵恩”比得是田太守对他的恩德。有些评诗的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此体中才与学俱无用也。五绝，仙鬼胜于儿童子女，儿童子女胜于文人学士，梦境所作胜于醒时。”意思是用贤德先人的典故来做五言绝句的素材最能发挥五言诗的长处，这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五言绝句。《答武陵太守》中就用典故表明诗人自己的心意，仔细想想确实将忠心委婉妥当得表示了出来，不流于轻浮，读起来也不会使人觉得仅仅是泛泛而言，没有诚意。对于表示感情，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在此诗中，诗人一腔侠义之情再现得淋漓尽致，透过没有任何“形似之言”的四个短句，读者可以看到颇有英雄豪气的诗人形象。诗人借用信陵君的典故，直抒胸臆，有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这首诗可以与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赠诗对比赏析：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患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同病相怜了，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并且写了这首《咏老赠梦得》一首给刘禹锡（字梦得）。 刘禹锡读了白居易的诗，写了《酬乐天咏老见示》回赠：“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从白老的“咏老”诗中，看到作者的性格和行为。他们两人同在一年出生，也同享古稀高龄；而在遭际上，则大不相同，刘禹锡比白居易坎坷很多。早期，二人初入仕途，都有匡国救民之宏志。但遇到挫折后，白则本着传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旨而明哲保身。但刘则屡经坎坷而不屈不挠，直至老而不休。所以在思想上两人是同而又有别的。他们万劫余生，都享古稀高寿，晚年同在洛阳，亦官亦隐，日夕唱酬。上述两诗就是当时之作也，道出了他们各自肺腑之言。

　　在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人对老的态度。白居易的诗生动地揭述老人之处境和心态；而刘禹锡诗除了写老态入木三分之外，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难怪结语两句能脍炙人口，历千年而不衰了。这并不是说刘写诗技巧比白高明，而是由于诗是言志，两人对人生看法有所不同。人生观的差异，反映在文字上也就各异其趣。结果就表现为消极和积极的分歧。刘禹锡诗之前六句是对白诗的回答和补充，后六句则是对“老”的颂赞，使人读后会觉得“老”并不可怕，而更充满希望。这是诗的可贵之处，自然百读不厌了。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