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起笔出人意料，前二句先写谢朓诗之优美感人，接着惋惜斯人已逝，第四句笔锋一转，点出殷公。这一曲笔使后情出现跌宕。谢胱虽没，但后继有人。李白是推崇二谢的，曾以“中间小谢又清发”自比，本诗下后又以谢灵运诗句赞友人所赠锦裘之美。此时以谢朓比友人，足见他对友人才华的看重和赏识。
从读者心理看，李白这样称许友人的才情，接下来该从这个角度生发开去。可是，“粉图珍裘五云色”再另起一头，诗人不再谈诗论后，却说起那五云裘来。这其实是切入正题。前面四句，原来是铺垫。五云裘者，五色绚烂如云，故以五云名之。以下一大段，大笔挥洒，对五云裘作具体描绘。其中亦有变化。“粉图珍裘五云色，晔如晴天散彩虹。后章彪炳光陆离”三句，写裘之色彩斑烂，华美无比，所以断定出自神女之手，是一件神物。这在后意上成一小顿。之后，又回到裘本身，写云裘上的美丽的图案，图案上的松花碧苔、江草江花、大海小岛、远山红霞。这宏大的画图，精微的工艺，显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而再一次判断为“几年功成夺天造”。神女所制，已是高贵无比，而以神女之巧，方几年完成，又见其构思之精巧、工艺之复杂、工程之浩大，也就衬出这五云裘之弥足珍贵。
对这样高贵的赠品，李白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之情。他没有故作姿态，矫情拒辞，而是痛痛快快地收下了它，不仅如此，还立即穿上这裘衣，以示对友人的尊敬和谢忱。李白亲切自然，豪放洒脱的形象也顿时跃然纸上。这是一件不但给自己增添风采，也给山水增辉的裘衣。要是谢灵运在世，恐怕也会惊讶不已，感叹自己的诗句被如此完美地反映在图画中。这裘上的画，正是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所写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诗意的再现。
至此，诗人已完全进入了想象的世界。穿上这件裘衣，别说一般王公贵人，就连神仙也个个自愧不如，他们远远地观赏着、感叹着，挤满了千崖万岭。美丽的裘衣刺激了他的想象，这位对神仙境界极为向往的浪漫大师的思绪正在仙国飞扬。仿佛自己已经骑上那早已放牧在青崖间供他随时驱遣的白鹿，手擎着用三岛十洲的特产紫芝仙草做成的华盖，正在天空飞驰。这该是何等的快意，何等的潇洒。传说司马相如有一件用鹔鹴鸟羽做的鹔鹴裘，十分美丽，视为至宝；王恭则用鹤羽为氅，常常乘高舆，披鹤氅裘，俨如神仙中人。但比起诗人来，恐怕他们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种自得心态中，诗人继续遐想着，他在飞升，到了高高的天界。风景这边独好。仙境瑶台雪花纷纷，漫天飞舞，这雪景不同尘世，没有严冬的肃杀，却有春天的温暖；没有砭人肌骨的酷寒，倒有沁人心脾的清香。诗人更加兴奋，他要更上一重天，去参见高居三十六天之上的玉皇大帝啦！就在这时，他偶一回头，看见那位给他带来运气的朋友却不能同行，他正羡慕地望着自己，为他们之间的突然分别而伤感。诗人自己也似乎悟出了什么……全诗就这样戛然而止。
这首酬答之作颇能代表李白个性。全诗通过吟咏五云裘强烈地抒发了主体的情感。写五云裘之美，浓墨重彩，金碧辉映，为的是突出友人的深情。而这件彩裘又与自己仙风道骨的形象相得益彰。它刺激了诗人的想象力，在着衣后的短暂时间里，诗人仿佛因这巧夺天工的神奇外衣而飘飘欲仙了。他上天入地，笑傲王侯，临虚御风，上谒玉皇，摆脱了尘世的种种羁绊和烦恼，从而奏出一曲主体的颂歌。诗中的夸张和想象贯穿始终，从他对珍裘的赞叹到披裘飞升上谒玉皇，无不如是，而这正是李白的风格特征。诗中的种种想象又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位浪漫大师的心态。李白崇尚道教，“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道教的洞天福地多是名山大川，恍如神仙境界在尘世设立的“广告牌”。所以，在李白的思维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由美丽衣衫上的山水图案联想到清静幽美的自然界，披上这样的裘衣，自己就好象置身于理想中的乐土。他平日梦萦魂牵的一些神仙境界中的道具，如白鹿、紫芝等，也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招之即来，唾手可得，于是终于飘然成仙，乐极一时。似幻似真，而一切皆出于情。一件五云裘让诗人喜悦，而友人的情谊更让人沉醉。这又恰好表明了诗人对友谊的看重。因而，诗人流露出的这激情也就格外感人。
此诗节奏明快，气韵生动，一气呵成。开头以吟谢诗发端，引出殷公，赞其才俊。接着落笔即转，切入“见赠五云裘”，由此美物产生种种联想，直至飞升而去。而最后两句忽又回首，对想象中的分别感到伤悲。本是虚写，却照应了开篇，“结穴”回归友谊，干净利落，结束全篇。此结句颇令人回味。这一回顾，看似在说他人对自己成仙的羡慕，但也流露出了诗人自身对仙界的企羡以及深知天界难以企及的潜意识。因为这毕竟是想象，是幻觉，当诗人清醒过来，面对“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现实，对于理想中的仙境，也会“矫手相思空断肠”。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佛图澄借铃语来说吉凶，苏轼借铃语来说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童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此时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都（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