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将一个宴饮歌舞的场面写的缤纷绚烂，有声有色，形神兼备，兴会淋漓，并且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深切体验。
这首诗的前五句描写一幅奇丽熏人的酒宴图，场面绚丽斑斓，有声有色，给读者极强烈的感官刺激。作者似乎不遗余力地搬出华艳词藻、精美名物，目不暇接：“琉璃钟”、“琥珀浓”、“真珠红”、“烹龙炮凤”、“罗帏绣幕”，作者用这样密集的华丽字眼描绘了一场华贵丰盛的筵宴。其物象之华美，色泽之瑰丽，简直无以复加。
诸物象之间没有动词连接，就像一组蒙太奇镜头，将画面与画面按照内在逻辑顺序一一呈现出来。杯、酒、滴酒的槽床……这些具体意象的相继出现，给读者酒宴进行着的意念。这种省略叙写语言的手法，不但大大增加了形象的密度，同时也能启迪读者活跃的联想，使之主动地去填补、丰富那物象之间的空白。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四句写宴乐的鼓点愈来愈急，连串三字句法衬得歌繁舞急，仅十二字，就将音乐歌舞之美妙写得尽态极妍。不仅让读者目不暇视，甚至耳不暇接。这似乎已不是普通宴饮，而是抵死的狂欢。下面的诗句作者开始解释这炊金馔玉，浩歌狂舞的原因。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春光正美，太阳却冷酷地移向地平线；青春正美，白发却已在悄悄滋长。曾在繁茂的桃花园中，看花瓣随风如雨而落，那真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但每一秒的美丽，都是以死亡为代价的。何等奢侈的美丽。人们伸出手想挽留残春，但最终留下的，只是那空荡荡的枝头和指间的几片残红。在这凄艳的花雨中，在这渐渐拉长的日影下，愈转愈急的歌弦舞步是想追上时间的脚步，在时间鼓点均匀而无情的敲击声中，入唇的玉液琼浆己变得苦涩。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诗的前一部分是大段关于人间乐事瑰丽夸张的描写：美酒佳肴，欢歌曼舞，人生之乐似乎莫过于此。但结尾笔锋倏转，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死的意念和“坟上土”的惨淡形象，透露出一片苦涩幽怨的意绪。时光难逗留，诗人遂道，罢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既是壶中日月长，就多喝几杯，终日酩酊吧，无知无觉也就没有困扰了。何况哪怕好酒如刘伶，死后想喝酒亦不可得。可酒并不是真的就能令人忘忧。刘伶“一醉一石，五斗解醒”也未必真的逃避了痛苦。狂呼痛饮，及时行乐固然痛快，但是，即使秉烛夜游，人生又有几何，再回首已百年身，酒闲人寂之后，留下的只有深沉的孤独和空虚之感。况且生时的辉煌更加衬托出死后的悲凉，正是前后这种极度的反差和不协调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人间乐事极力地反衬出死的可悲，终日醉酒和暮春之愁思又回过来表露出生的无聊，这就是诗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死既可悲而生亦无聊的最大的矛盾和苦闷。人生总难免面对差别，在差别面前，庄子喜欢否定它，以求心灵的宽慰和淡泊；作者李贺则喜欢确认它、甚至放大它，以强化主体对生命、生活的敏感和执著。他为此宁愿悲愤伤感，宁愿陷入感性的深渊而不愿自拔。
这首诗以幽遽朦胧、瑰艳凄冷的意境，生动灵澈、神奇超常的意象，构设意与境浑的美学特质，充分表达诗人身处病态社会的烦闷、压抑、凄凉与愤激心绪，给读者以深刻的精神启示和审美感受。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
第一个设问是反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
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死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
“收取关山五十州”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请你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凌烟阁去看一看，又有哪一个书生曾被封为万户侯？
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不用陈述句而用反问句，发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和感受。
《梓人传》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梓人指木工，建筑工匠。本文讲述了有木匠来敲翡封叔家宅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的故事。
本文作者通过一个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想而又合理自然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梓人的“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与宰相的“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异曲同工！文中引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有现实积极意念。
好的管理者应该使用他的思想智慧，细致掌握全局要领、不自尊自大，虚图功名，不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信任下属，且不干涉下属人员的工作。
谨小慎微，忙忙碌碌，以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为要，干涉下属的工作，侵夺下属应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夸耀自己，没有全局观，丢掉了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情。这是不懂得管理道理的人干的事情，是不会收到好的管理效果的。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