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这首词咏写皇宫中夜醮后举行盛宴的场景,蕴含着对宋真宗求仙问道以及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全词运用铺叙手法,看似实录,实则褒贬寓于其中,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阕开篇“凤楼郁郁呈嘉瑞”一句直接描写宋真宗迎接祥瑞的情景。“降圣覃恩延四裔”,说明这次降圣节为赵玄朗“降圣”延恩殿一事而打的夜醮礼仪非常隆重,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宋史·礼志》的记载:“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府,前七日建道场设醮,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师张灯一夕。”接着“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两句表现祭台道场的庄严肃穆和皇宫宴会的热闹场景。虽然字里行间仿佛只是在进行实录,不包含任何褒贬,只是进行藏头露尾地讽刺揶揄,但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流露的是对于宋真宗耽于神仙之道的荒唐做法的强烈不满,而这些与史书印证,真宗一朝的政治之弊可见一斑。
下阕进一步描写宫中盛宴。“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是《宋史·礼志》所云降圣节的礼仪的诗意体现:“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降圣节赐宴百官,必须戴上延寿带入宫庆贺。“延寿带”与“保生酒”是降圣节所奉礼仪中所特有的必备之物。“几行鹓鹭望尧云”,形象地写出群臣依班排成行列,像鹓鹭那样进退有序,远瞻天颜的情景。“齐共南山呼万岁”,谓大家一齐山呼万岁,祝皇帝寿比南山,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一国之君臣”尊“圣”而“如病狂”的闹剧。
这首词跟柳永创作的其他四首与“天书”事件有关的《玉楼春》词一样,共同反映出来的是柳永对时政的密切关注,说明柳永早期之作并不限于风情,也有一系列涉及时政进献宫廷之作,这透露出他的希世求进之心,同时他在词中又隐隐地表露他对于当朝的态度:对宋真宗求仙问道的不满,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对当时这种昏聩朝政的不满。
此诗的作者是一位皇帝和一位僧侣。据《庚溪诗话》,“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檗禅师(按:据《佛祖统纪》应为香严闲禅师。因宣宗上庐山时黄檗在海昌,不可能联句)同行,因观瀑布。黄檗曰:‘我咏此得一联,而下韵不接。’宣宗曰:‘当为续成之。’(以下联句从略)其后宣宗竟践位,志先见于此诗矣。”可见,禅师作前两句,有暗射宣宗当时处境用意;宣宗续后两句,则寄寓不甘落寞、思有作为的情怀。这样一首托物言志的诗,描绘了冲决一切、气势磅礴的瀑布的艺术形象,富有激情,读来使人激奋,受到鼓舞,故也竟能为农民革命领袖冯云山所喜爱。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作者思想,这也是一个显例。
此诗的首句是瀑布的溯源。在深山之中,有无数不为人知的涓涓细流,腾石注涧,逐渐汇集为巨大山泉,在经历“千岩万壑”的艰险后,它终于到达崖前,“一落千丈”,形成壮观的瀑布。此句抓住瀑布形成的曲折过程,赋予无生命之物以活生生的性格。“不辞劳”三字有强烈拟人化色彩,充溢着赞美之情,可与《孟子》中一段名言共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艰难能锤炼伟大的人格。此句似乎隐含这样的哲理。
近看巨大的瀑布,砯崖转石,跳珠倒溅,令人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感,却又不能窥见其“出处”。惟有从远处望去,“遥看瀑布挂前川”时,才知道它来自云烟缭绕的峰顶。第二句着重表现瀑布气象的高远,寓有人的凌云壮志,又含有慧眼识英雄的意味。“出处高”则取势远,暗逗后文“终归大海”之意。
写瀑布经历不凡和气象高远,刻画出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同时酝足豪情,为后两句充分蓄势。第三句忽然说到“溪涧”,照应第一句的“千岩万壑”,在诗情上是小小的回旋。当山泉在岩壑中奔流,会有重重阻挠,似乎劝它留步,“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白云泉》)。然而小小溪涧式的安乐并不能使它满足,它心向大海,不断开辟前程。惟其如此,它才能化为崖前瀑布,而且最终要东归大海。由于第三句的回旋,末句更有冲决的力量。“岂能”与“终归”前后呼应,表现出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决心。“作波涛”三字语极形象,令人如睹恣肆浩瀚、白浪如山的海涛景象。从“留”、“归”等字可以体味结尾两句仍是人格化的,使人联想到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豪情壮怀。瀑布的性格至此得到完成。
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