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的前两句是对“大树”的形象及其环境的描绘，比喻国破家亡，环境恶劣；后两句写画中人的活动，意喻诗人面对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不堪回首之感，但仍要随时屈伸，继续坚强生活下去。全诗感情深沉含蓄，但不艰深晦涩；语言平易明畅，却流露出不屈的气慨。
诗的一二句是对“大树”的形象及其环境的描绘。首句描写大树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风号大树中天立”，在狂风怒号中，大树中天而立，任凭狂风呼啸，仍就岿然不动。次句描绘环境、交代背景，“日薄西山四海孤”，这是日暮时分，夕阳西下，暮色苍茫。这见出环境的险恶，处境的孤危，更见出大树的强劲、兀傲。环境与大树成反衬关系，风之“号”更显出大树“立”的强度，“四海孤”更显出大树的挺拔，不同寻常。这两句既是写树，也是在写人。“风号”是比喻清兵入主中原，明朝灭亡，环境相当险恶。“日薄西山”象征江河日下的明朝的命运，当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南明小朝廷，但国运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表明要像大树一样独立中天，仍然要不屈不挠，独立自主，保持自己高尚的民族气节。
结尾两句写画中人的活动。“短策且随时旦暮”，写画上大树下扶杖独行的老人，这老人即作者自身的写照，他面对当时恶劣的生活境遇，表示要随意而安，继续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是用老人从正面衬托大树。末句“不堪回首望菰蒲”，“不堪回首”即诉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给诗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菰蒲”这里是比喻那些意志薄弱，屈膝仕清的人，这是以软弱的矮小的水草从反面来衬托在狂风中傲然挺立的大树。这末句的感慨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当时的遗民中，不少是此种心境，虽然消沉了一点，缺少那种抗争的力量，但处于污泥而作不染之想，这样的操守，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与曹操的《龟虽寿》显然是声气相通的，但情绪却更为复杂一些。郝经早年便胸有抱负，曾多次上书蒙哥、忽必烈等，陈述图天下之道，且向为忽必烈所重。但不想正待施展才华之时，却被扣真州十六年，使得神骏消磨，有志难酬，所以其真州诗作无不凄婉，思归之切更可想见。一旦北还，自然跃跃欲试，不能自已。但十六年的压抑生活，使他身心都受到一定摧残，所以一方面是“壮心不已”，另一方面却自感已力不从心，全诗于一起一伏之间明显地透出了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百战归来力不任”的慨叹之后，尽管十六年“消磨神骏”，但老马骎骎，仍不肯缓蹄。继而用郭隗所述“千金买骨”的故事自比有千里马之才，但未得施展，所以“垂头自惜”;但接着一转，雄心未失，“伏枥仍存万里心”。
接着又一沉，岁月流逝，官路淹滞，要升迁到能施展自己抱负的位置已希望不大，于是更感慨于自己当年为施展抱负而奔驰于边塞战垣的戎马生涯。但接着情绪又为之一振，尽管“去日苦多”，但自己并没有一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是“常记当年烈士吟”。 所以，尽管郝经跟曹操一样有着雄心壮志，也有着同样的戎马生涯，但他更有一段南冠楚囚的压抑生活，因此晚年北还时的这首诗，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激昂之声中，夹杂着几分深沉的感伤，这种感伤也不同于曹操《短歌行》中时光易逝、功业未就的苦闷情绪，而主要是力不从心的慨叹和恐不能及时施展抱负的预感(“岁月淹延官路查”)。这种预感不幸应验，也就在北还这一年，郝经病死于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