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作者赞扬傅山的民族气节，对失去山河的悲痛之情也有抒发，顾炎武为其行为所感动，因此，他勉励友人要互相扶持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晋书·刘琨传》记载晋代刘琨被胡骑围困于晋阳，他便朝夕吹奏胡笳，笳声激起胡人思乡之情，于是胡骑便解围而去。刘琨是古代爱国英雄，傅山是明末清初有气节的爱国志气，尝自称有“弯疆跃骏之骨。”这里顾炎武把他与刘琨相比是为了颂扬他的爱国精神。
第二句“穷愁犹驾阮生车”，《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尝独自驾车而出，他不走现成的道路，走到途穷之处便恸哭趋车而回。这一联中诗人用了两个典故，以刘琨的被围、阮籍的途穷比喻傅山从事抗清活动的艰难困苦，又以“频吹”、“犹驾”赞扬他那坚持不懈、战斗不息的精神。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生旧相家”。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为尚书的陈咸率三子同归故里，闭门不出，但仍按汉制在12月戌日举行腊祭。人问其故，他说：“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后汉书·陈宠传》）诗人在这里以陈咸父子们的不合作保持气节的态度来比喻傅山在生活上仍遵明制不作亡国奴。《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将张良因先代五世皆相韩，韩亡，张良义愤填膺，倾家荡产求刺客杀秦王为韩报生。顾炎武这里用陈咸与张良的典故同样是为了赞扬傅山不投靠清廷而献身于反清复明的事业。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当诗人瞻拜明故官陵墓，漫游神州各地时，悲伤痛苦感慨万千，在诗人的眼中连陵阙也产生了哀愁，连河山也垂下了泪水。这里诗人移情及物，宫殿陵墓山河都有哀愁，可见其情之切痛之深了。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乘虚犯斗槎”。《博物志》 载：“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在这里表述友情：只要我们互为声援扶助，虽天各一方，也会成为朋友，“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我们不用长途跋涉时来相访，我们的心是相连的。顾炎武与傅山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志向之上的，故两人的心灵有无限的契合。
这首诗不仅是颂扬傅山，也是在言自己之志。诗中的四个典故用得贴切自然，全诗感情充沛、悲壮昂扬，可以从中看出顾炎武的心胸与人格。
《海赋》是木华仅存的一篇赋，为赋史上同类题材的扛鼎之作。作品以大海为观照与描写对象，综合的运用了铺陈、比喻、想象、夸张等手法，气韵生动、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大海的“为广”、“为怪”、“为大”的面貌与特点，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对文献典籍关于海的既在的知性理解和具有航海经历者对海的感性认识。在作者笔下，大海“浮天无岸”，“波连如山”，雄伟壮阔，诡异变幻；大海一旦震怒，则“崩云屑雨”，“荡云沃日”，舟子渔人，萍流浮转；大海极其富饶，太颠之宝，隋侯之珠不足为贵；大海神奇莫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令人遐想。如果说，类似的内容在木华之前的赋海之作中已有表现的话，那么在遵循这一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扩宽艺术层面，加大描写力度，结合现实生活，联系社会人生，从而突出海的个性，则是作家匠心独运的创举。例如：“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的描写，显然已与封建王朝的升值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分明包含着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至于写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溺死漂流的惨状，则无疑是航海术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的滨海居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海赋》之海已不单纯是神灵生息、主宰世界的奇诡世界，而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客体。
《海赋》描写细致生动，绘影传神，文笔简洁，对汉大赋罗列排比的传统‘体物’手法有重大突破，着意刻画具体事物的鲜明特点，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品位。后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都深受其启迪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以孤篇名世的作家。西晋木华即以其瑰奇壮阔的《海赋》有名于当时，垂范于后代。
《海赋》一开始，述说舜帝还在做唐尧臣子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万里无边无岸，百姓忧之。舜命大禹平水土，大禹开通弘渎，“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凿龙门，辟伊阙”（《淮南子人间训），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然后，“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到这里，才拈出一个“海”字，步入正文。此前的一段笔墨，好比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楔出一大篇文章来。“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提纲挈领的带出下文。
“尔其为状也”，是写大海的状貌神情。以下四句，说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形容确当，得海波之神。“大明”二句，言月落与日出两个时辰，飓风骤起，海岛中飞沙飘石，激浪扬波，宛如天旋地转。“惊浪雷奔，骇水迸集”，确实令人惊骇。待到风静了，犹自余波吞吐，在高峻而不平的山岩中，澎澎有声。至于一些人入海岔流，出而复入，动摇不已，这仍是写海水的动态，写海岸线的情状，与对面的“蛮夷”地域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暗示大海的辽阔。以下设想边远地区如有向朝廷告急之事，那就可以凭借海路迅速传达。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转述恐失其真，就直接引原文吧：
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囧然鸟逝，鹬如惊鸟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掣。一跃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看他写鼓棹挂帆，便渡海如飞，这似乎脱胎于《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然而时代有了进步，内地的渡河、涉江，扩展到了航海，气魄之大，又迈越了前人。这是写海之广。
以下别出一景。大海遇到恶劣的天气，则风暴乍起，吹断帆樯，波冲浪突，似有海中神怪纷起作崇。古人不明台风海啸的起因，以为是神怪所为，但其结果是看到了，这就是“舟子渔人，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有些人是终于能够因回头风而送返家园……这是写海之怪，不过是从另外一面来写罢了，同时也可以见出海之广。
海之大，从启南北东西四至之广阔可知，统括为经过的途径，万万里而有余，给人以一个远大的概念。加以鱼龙变幻，神仙潜隐，有许多世间尚未闻知，未有名目的地方和事物，只能出之以大概的想象罢了。譬如说到海水极深之处，有五座神山，下分洪涛，上指青天，众仙所居，有巨鳌负之游走，漂浮南北不定。这一段采取《列子.汤问》之说。至于大海边有天产的珍宝，有水中的怪物，有居于水底的鲛人，有各种色彩的石头，有不同形体的鳞甲类动物，以及沙滩上云锦般的花纹，海螺巨蚌壳内绫罗般的光彩，又“阳冰不冶，阴火潜然”是指极地的冰山，与海中生物所发出的光。其中大多是可以见证的。还有大海中的鲸鱼，写其生时何等的威猛，失势后又是何等的悲惨。海边岩石上的禽鸟，自出生至羽毛长成，群飞嬉戏，“更相叫啸，诡色殊音”，又是何等传神的描写，绝无怪异之态了。这是大海的所藏之富，前者既足惊耳骇目，后者有时亲切有味。
末段又回到神仙、黄帝上面来。“黄帝仙登于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亦见于《史记.封禅书》。而大海中蓬莱中的蓬莱三神山，为众仙所居，已见上文。如此历代相传的观念，木华不能不受影响。借海以写神仙，或借神仙以写海，二者都兼有了，笔调也颇有清致。如“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礻参 纟丽 。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于长生。”确有飘飘欲仙的气息；没有这些，也许《海赋》不会写得这么神奇美妙了。最后以概括性的文字归纳了大海的特点，赞叹大海的品格，说它多么广纳众流，虚心受物，得水之德，卑下自居。纳水愈多，潴蓄愈深，品物类生，无奇不有。这些都有根有据，或出于细心的观察，或由于合理的想象，使《海赋》能在中国赋史上屹立不衰，仍是以它写实为基础的构思在起作用，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亦在于此。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别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独”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独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云”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云”，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云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别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云”，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滋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别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独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别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别。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