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因颔联两句饮誉诗坛。王衍品读之后，很是欣赏，于是赐张蠙霞光笺，并将召掌制诰。权臣宋光嗣以其“轻傲驸马”，遂止。
首联“百战功成翻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概括点出老将心境的寂寞及其门第的冷落。一个“翻”字，甚妙。老将有别于隐士，不应“爱静”，却“翻爱静”；“侯门”与仙人的洞府有异，不应相似，偏“渐欲似”，这就把这位老将不同于一般的性格揭示出来。
颔联、颈联四句，作了具体刻画。“墙头雨细垂纤草”，“侯门”的围墙，经斜风细雨侵蚀，无人问津，年久失修，已是“纤草”丛生，斑剥陆离。状“纤草”着一“垂”字，见毫无生气的样子，荒凉冷落之意，自在言外。“水面风回聚落花”，写园内湖面上，阵阵轻微的旋风，打着圈儿，把那零零落落浮在水面上的花瓣，卷聚在一起。这里只用了七个字，却勾画出一幅风自吹拂、花自飘零、湖面凄清、寂寞萧条的景象。园林冷落如许，主人心境可知。这是诗人寓情于物之笔。
“井放辘轳闲浸酒”，老将取井水之凉，使酒清凉爽口，写其闲适生活。“笼开鹦鹉报煎茶”，打开鹦鹉笼子，任其自由往来，好让它在有客光临时报告主人，督请煎茶待客。这两句从侧面借助物情来反映人情，不仅使画面的形象鲜明生动，构成一个清幽深邃的意境，而且深刻细腻地揭示出老将的生活情趣和精神状态，手法相当高明。
尾联“几人图在凌烟阁，曾不交锋向塞沙”，用反诘的句式对老将进行规劝与慰勉，揭出诗的主旨。据《新五代史》载：蜀王建五年曾起寿昌殿于龙兴宫，“画建像于壁”，并且还起“扶天阁，画诸功臣像”。这两句是说：在凌烟阁画像留名的人，又有谁不曾在战场上立过功呢？功劳是不可抹煞的，感到寂寞与萧条是大可不必的。
这诗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前六句铺写老将寂寞闲适的“仙家”生活，后二句笔锋一转，点明旨意，文势波澜曲折。本来，以“百战”之功赢得封侯的老将，在诗人看来更应竭力报国。可“功成”反爱起“静”来，这是出人意外的；“静”且不说，还愈来愈欲“似仙家”，一点世事也不关心了；不唯如此，竟连自己居住的园林也懒得去经营修葺了。铺写老将的消沉，一层比一层深入，反过来证明规劝老将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如果说，前者是“画龙”，那么后者就是“点睛”；二者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使诗歌的“理”，在情景交融的画面中表现出来，规劝之旨，体现于诗情画意之中。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