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这首诗的前二句由当前的凄清景色，勾起往日美好记忆。后二句由眼前所见的湖楼朽败，以景托情，道出诗人此时的心境，表现了世事盛衰，人生易老的深沉感慨。诗中用典无痕，使小诗寓以哲理，又显现出一片真情。
作者采取“今一昔—今”的倒叙方法，形成亦实亦虚，首尾呼应，曲折回环的章法特点。起句写楼上即目所见，景象凄凉索寞，已寓感伤之意。次句启开一笔，因景怀人，回忆与亡妾在“水落山寒处”踏春乐事。“盈盈”摹写满娘当时的姣好仪态，生动传神，足以唤起读者的视觉形象。对这么一件平平淡淡的日常小事，作者即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若非两人恩爱笃厚，焉能如此。一个“记”字，何等情深，仿佛这事就发生在不久以前似的。第三句陡作转折，直承首句又写眼前景。作者登临之楼曾是两人踏春小憩之所，如今重游故地，形孤影单，满娘先前凭览过的红色扶栏已被岁月风雨销蚀坏烂。于是末句赌物思人，对长眠地下的亡妾今日那不堪设想的情状发出了深沉的叹喟。诗的一、三句写眼前景物，从实处落笔；二、四句忆往事，怀故人，皆由虚处着墨，造成虚实相间，顿宕开闽，首尾相应，一波三折的奇妙章法，读来让人回肠荡气。
作者运用对衬、象征和进层等手法，以乐写哀，倍增其哀。从大的方面说，作者写满娘的姣好仪态，写两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正是为了用昔日之乐，对比、反衬今日之哀。就小的方面说，首句写哀景，次旬写乐事，两句间也有对衬作用。三、四句主要用的是象征、衬托和进层手法。“朱栏”与“朱颜”谐音，说“朱栏今已朽”，不言人朽，而此意已在其中，这是象征。以哀景写哀事，又是衬托。“朱栏”本不易朽，尔今却已朽，物尤如此，人何以堪。诗意透过一层。后边接着再用“何况”翻进，句中的蕴涵就更加突出了。
由于章法和手法的绝妙，使得这首小诗别具一种特色；凄婉悲伤之词，欲言又止，沉痛深至之情，含而不露。首句写望中之景，“寒”字明显地融进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当悲从中来，刚刚露了端倪，忽然刹住，转而去写先前乐事。第三句景象更加凄惨，几欲声泪俱下。末句写所怀之人，未吐先咽，不忍直言，故借朱栏作象征、衬托，深至沉痛的思念之情，尽于言外传之。整首诗含蓄委婉，情味隽永，愈读愈觉意蕴丰厚。
首句“清明”后缀以“时节”二字，即将寒食包括在内。在此时节“出郊原”春游，是宋时风俗，如邵雍《春游》诗即有句云：“人间佳节唯寒食。”
第二句“山城”点明诗人出游的地点。“寂寂”，用叠词渲染周围的环境气氛。柳则是带季节气候特征的植物，不但唐人韩诩有“寒食东风御柳斜”名句传世，而且宋人每逢寒食，即以杨柳等物饰于轿顶之上，四垂遮蔽。每户且以“面造枣（饣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根”（《东京梦华录》卷七）。因此，“柳映门”是寒食特有之景。
颔联二句二景：一远一近，一朦胧一清晰，如画家构图，色调和谐，笔触错落有致。同是写寒食清明，柳永《木兰花慢》词：“拆桐花烂漫，乍疏映，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而在杨徽之笔下，则是“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映落花村”，如此色调淡雅、风物凄清之景，与前“寂寂山城”相呼应，与都城寒食时繁华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诗人被贬后的愁思。
颈联即景抒情。“天寒”，点出寒食节乍暖还寒的气侯特点。“酒薄”，暗示山城的荒僻。自唐至宋，均有寒食扫墓之俗。此时此景，登高见之，倍生思家之念。诗中“易断魂”，由“地迥”和“回首故山千里外”而来；而“难成醉”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句与范仲淹《御街行》词“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宋太宗很欣赏杨徽之的诗，特地挑出十联写于屏风，其中就有这一联。
尾联之妙，在以问句作结。诗人本有一腔“别离心绪”，喷涌欲出，这里以“向谁言”出之，于“露筋骨”之中，仍为唱叹之音，与全诗的基调和谐一致。
作者于西昆体盛行之时，能不雕金镂玉，不堆砌典故。额联平仄稍作变化，颈联虽对得很工，然而略有“流水对”之意，仍有自然流转之美。全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显得自然而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