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和裴迪是知交，早年一同住在终南山，常相唱和，以后，两人又在辋川山庄“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新昌里在长安城内。吕逸人即吕姓隐士，事迹未详。这首诗极赞吕逸人闭户著书的隐居生活，显示了作者艳羡“绝风尘”的情怀。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比况吕逸人的住处，着一虚笔。于长安柳市之南寻访吕逸人，跟一实笔。一虚一实，既写出吕逸人长期“绝风尘”的超俗气节，又显示了作者倾慕向往的隐逸之思。
“到门不敢题鸟，看访何须问主人。”访人不遇，本有无限懊恼，然而诗人却不说，反而拉出历史故事来继续说明对吕逸人的仰慕之情，可见其寻逸之心的诚笃真挚。“凡鸟”是“凤”字的分写。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三国魏时的嵇康和吕安是莫逆之交，一次，吕安访嵇康未遇，康兄嵇喜出迎，吕安于门上题“凤”字而去，这是嘲讽嵇喜是“凡鸟”。王维“到门不敢题凡鸟”，则是表示对吕逸人的尊敬。“看访”事见《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闻吴中某家有好访，坐车直造其门观访，“讽啸良久”。而此诗“何须问主人”是活用典故，表示即使没有遇见主人，看看他的幽雅居处，也会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上一联借用典故，来表示对吕逸人的敬仰，是虚写。“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写吕逸人居所的环境，是实写。“城上”，一作“城外”。“青山如屋里”，生动地点明吕逸人居所出门即见山，暗示与尘市远离；流水经过东家流入西邻，可以想见吕逸人居所附近流水淙淙，环境清幽，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绝妙境地。青山妩媚，流水多情。两句环境描写，一则照应开篇的绝风尘，二则抒写了隐逸生活的情趣。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最后从正面写隐逸。吕逸人无求于功名，不碌碌于尘世，长时间闭户著书，是真隐士而不是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这就更为诗人所崇尚。松皮作龙鳞，标志手种松树已老，说明时间之长，显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和持久，“龙鳞”给“多岁月”作补充，并照应开头的“一向绝风尘”，全诗结构严谨完整。
这首诗，句句流露出对吕逸人的钦羡之情，以至青山、流水、松树，都为诗人所爱慕，充分表现了诗人归隐皈依的情思。描写中虚实结合，有上下句虚实相间的，也有上下联虚实相对的，笔姿灵活，变化多端，既不空泛，又不呆滞，颇有情味。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诗人在这首诗中感叹时光如梭，看着春雨里埙落的片片花瓣，心中感悟生命的可贵。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此诗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此诗向友人申述对革命错过良机的愤懑和忧患情绪，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在作者看来，仲春二月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人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节去赏花，但是自己的朋友却没有这样做，以至错过时机。到了如今好花零落，霾雨霏霏，要赏花已经来不及。眼前的革命也是这样，良机错过，要发动就困难了。
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本来作者是做着“春梦”的，满以为趁着百花盛开，群情激昂的机会去进行革命，谁知现在“醒”来，却发现百花凋残，群情低落，雨绵绵，黑暗势力在镇压了。楼前的柳树虽然未败，但在霾雨中也显得朦朦胧胧了。革命的力量遭到黑暗势力的摧残而不断削弱，使作者悲痛欲绝。
这在诗之首章，“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有一位凄苦的妇女，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其实已透露了消息，采樵伐薪，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现 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读者不禁要问：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未见君子，惄如调饥”二句的跳出，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原来，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这维持生计的重担，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惄”者忧也，“调饥”者朝食未进也。满腹的忧愁用朝“饥”作比，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方有的真切感受。那么，这倚徙“汝坟”的妻子，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此为文面之意。“朝饥”还有一层意思，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欢女爱的隐语。而今丈夫常年行役，他那可怜的妻子，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她孤苦无依、忍饥挨饿，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怆然叹息时，令人闻之而酸鼻。
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遵彼汝坟，伐其条肄”二句，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肄”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此刻却意外发现了“君子”归来的身影。于是“惄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似乎又远比“欢呼”要丰富和复杂：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他毕竟思我、爱我而未将我远弃，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这疑虑和猜思，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他不能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这又是喜悦、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了。如此种种，实难以一语写尽，却又全为“不我遐弃”四字所涵容——《国风》对复杂情感的抒写，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
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第三章开首两句，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在王朝多难、事急如火之秋，他丈夫不可能耽搁、恋家。形象的比喻，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急，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当然，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家庭的夫妇之爱，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
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这质问其实贯串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将支撑“天下”的民众逼到“如毁”、“如汤”的绝境时，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周南·汝坟》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但是读者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