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
在这首诗里，诗人对崇徽公主不仅是怜其远嫁，哀其不幸，而且从政治上指明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这就使这首诗在格调上不同于一般洒同情之泪的凄凉挽歌，而启发人们在深沉的哀怨中进而对这些女子的个人悲剧加以政治上的思考，激起人们对许多不能远谋的肉食者的愤慨。
诗从对比开始。诗人的眼前出现了当年崇徽公主远嫁时的凄凉清景。“啁啾”是形容鸟的细碎鸣叫声，白居易《燕诗》诗：“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不离故乡的鸟儿尚啁啾鸣叫不止，而豆蔻年华的少女随着悲笳离别父母、远嫁万里之外，就更加依恋不舍了。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对她的怜惜同情。“青家埋魂知不返，翠出遗迹为谁留？”在感情上更进一层，同时，诗人的思绪也回到了现实。诗人在这里反用了杜甫咏王昭君的“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诗意而用了一个“魂”字，则使诗情变得更为深婉，同时也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形象，她满眼含着哀怨的泪水在“翠出遗迹”之间飘荡。青草年年绿，此恨绵绵无绝期。接下来作者奇峰突起，发出议论：“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诗人发自肺腑地提问：自古以来，有几个肉食者能为国家的富强而出谋划策？又有多少美丽可爱的女子遭受远嫁的厄运，成为对外执行妥协政策的牺牲品？“玉颜”反为“身累”，“肉食”不与“国谋”，诗人寓于这两对矛盾现象中的诘问尖锐犀利，自古罕见。此联议论深切痛快，而又对仗工整。末联，作者笔锋一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之情袭人心怀，行路人到此只能报之以叹息，而孤魂栖止的出花涧草春秋更替，年复一年。这里以无情衬有情，颇有韵致。
全诗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而发展，从怜惜、愤慨直至无可奈何的叹息，在时间上，则两度由古及今作大幅度的跳跃，使诗情波澜起伏，把感情之流导入诗人以激清冲击而成的曲折回荡的河道中。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除《五柳先生传》外唯一一篇写人传记，不见载于正史，故为别传。文章重点讲述了“庾亮问风俗得失”、“率多时彦中鹤立鸡群”、“对皇帝不受任命不行拜礼”、“重阳龙山登高落帽”、“高阳许询雅相知得”、“神情独得顾景酣宴”、“渐进自然的丝竹人声”和“好酣饮逾多不乱的酒中趣”等充满清高傲世之情、自然风流之趣的故事，展示了孟嘉温雅平旷、冲默远量、行不苟合、言无夸衿、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品质个性和清操美德，塑造了孟嘉风流倜傥、名冠州里、声流京邑、俦类咸敬、盛德名流的形象。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重点讲述了几个代表事情，如庾亮赞嘉、褚裒识嘉、龙山落帽（孟嘉落帽）、龙山造饮、渐近自然等轶事。这些轶事足以展示孟嘉的名士风采和魏晋时代之风流。孟嘉就是很讲究“情”的名士。孟嘉家庭观念很重，这篇传记中记载：“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孟嘉主动辞官回家，步行归家会见父母兄弟，享受亲情伦理；且他十分重视曾经上下级关系，孟嘉曾为刺史谢永之别驾，谢丧亡，君求赴义，虽然汉晋之时，下属对上司吊丧送葬成为当然之义务，但他知道主次轻重。当名士许询半途邀请孟嘉时，孟嘉云：“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后来孟嘉在许询处连住两晚，“雅相知得，有若旧交”，首次相会便如同旧交。还有孟嘉有名的丝竹肉论，亦可称之为渐近自然论，也反映出孟嘉多情一面。这篇传记中记载：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些关于孟嘉的丝竹肉论的记载，简洁有力，清新脱俗，一语中的。孟嘉也因此名垂千古。“渐近自然”的总结极其传神高深，若非对自然、自由之向往，则很难有此种传神总结。
孟嘉有着很好的才学修养和德行涵养，“龙山落帽”的故事家喻户晓，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这篇传记记载：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行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内容详实具体，细节描写生动有趣、栩栩如生，使读者身临其境，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了不容思，文辞超卓”此八字褒奖大大超过了《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引《孟嘉别传》以及《晋书·桓温传》附《孟嘉传》两本书，生动表现了孟嘉的文思泉涌，才情卓绝。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自觉，也许未能觉察到；也有可能孟嘉意识到自己失态，而佯装未知，呈现出一种魏晋姿态。但无论是哪种情形，读者感受出孟嘉心无杂尘，心中坦荡荡的名士风范。面对桓温的恶作剧式的不怀好意，孟嘉超然、冷静地面对突发情况，“冲默有远量”，淡泊沉静，富有度量，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朽佳名。这段轶事在后代反响很大，后人遂用龙山落帽、孟嘉落帽、落帽参军等词语来称赞一个人的镇定自若，潇洒儒雅。后世文人也纷纷借用此典故来表现大将风度。如李白《九日龙山饮》：“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陈师道《后山诗话》：“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后代的吟咏无形中扩大了孟嘉的个人魅力。孟嘉的文章和人品道德是高度统一的。这篇传纪中记载，晋成帝时，庾亮以帝舅身份当政，他对其弟庾翼说，“孟嘉故是盛德人也”，评价极高。孟嘉“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晋穆帝召见，孟嘉竟然辞绝，令人起敬。野心勃勃的桓温曾得意洋洋地对孟嘉说：“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但孟嘉作为桓温的参军，却终生未为桓温所用，助其篡逆。相同的是，陶渊明虽然先事桓玄，后事刘裕，两人都有篡逆之野心，但陶渊明及时醒悟，及早抽身，归隐山林。
此文记载：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褚裒在人才济济的州府人士中，也能慧眼识才，可见孟嘉精神脱俗，气度不凡一面。这段内容，《世说新语》的记载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出入。在鉴人过程中，褚裒“眄睐良久”，可谓用心良苦，最后根据“小异”辨出孟嘉。《晋书》所载和《世说新语》大同小异。三者都体现出孟嘉超凡脱群一面，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更能体现孟嘉与众人更大的不同之处，精神差距不是“小异”，在精神气质上是真正的鹤立鸡群。此外，孟嘉赴义吊谢永，经过永兴县界，适逢大名士许询，纳闷道：“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许询当时为大名士，看一眼就能估摸猜出其为孟嘉，实为不易。在这篇传纪中，孟嘉“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至于放纵情怀、得其意趣之时，便心寄世外、恬适安然，旁若无人。陶渊明叔父陶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嘉若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位置？刘耽说，孟嘉本是三公中人。他被当时的人所推重，已是显而易见。
孟嘉“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喝酒随性而为，造饮龙山。顾景酣宴，饮酒助兴，虽如此，但逾多不乱。但孟嘉虽事桓温，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容斋随笔》之容斋五笔评价：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陨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孟嘉不为桓温所用，只能借酒浇愁，幸以全身。但身体最终为酒所累而早逝，极其可惜。“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外祖父早逝，陶渊明感到无比痛惜，质疑“仁者必寿”是欺骗人的假话。这篇传记中评价孟嘉“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他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美名远扬；出仕为官，有口皆碑。孟嘉隐则隐，仕则仕，都声名远扬，威名远播。孟嘉的名士本色给了外孙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渊明单为孟嘉作传，足见其外祖父在他心目中之重要地位；通过对孟嘉魏晋风流轶事的生动追溯，言说己志，“写心”写意，向读者昭示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
这篇传记中每一个小故事都洋溢着孟嘉的风度翩翩，作者对传主身在官场能坚守“行不苟合，言无夸衿”的清操美德给予高度评价，“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情怀其实是陶渊明所仰慕的，桓温问孟嘉，孟嘉答曰“渐进自然”的性情同样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从这些笔墨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在表现孟嘉操守品行时所流露出来的爱好趣向。他评价孟嘉“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他对外祖父的崇拜也表明了他向魏晋风流的致敬和礼赞。这篇文章体现了家族传承在陶渊明身上所打下的烙印，也揭示了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渊源和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