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中往往有些短章，言少情多，含蓄不尽。词人驾驭文字，举重若轻，而形往神留，艺术造诣极深。纳兰的这首《望江南》即其一例。这首小词清丽空灵。前两句平淡起笔，以碧空悬半镜喻初八上弦之月，随意着墨之间勾勒出一派清冷素雅景致。后接以倚阑不语的娇人情景，又转而刻画月移梅影极蕴情昧的景象。清初著名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描述它的：
朱栏数丈，远通两岸，彩虹卧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曲槛雕盈，鳞次环绕，绵亘十余里。春夏之交，繁弦急管，金勒画船，掩映出没于其间，诚一郡之丽观也。
戏曲作家李斗亦形容它如“丽人靓妆照明镜中”。在桥上观瘦西湖美不胜收，文人墨客皆好在此凭栏吊古，吟诗赋文。连通两岸的红栏木桥，荷花飘香杨柳映色，春夏之际空气中浮动着乐声香气，在这精工雕画的红桥四周形成一种令人沉迷的情境。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稹（后人亦称王渔洋）也是为红桥之美深深着迷的人之一。康熙三年（1664年）春，他与诸名士游赏红桥，一连作了《冶春绝句》二十首，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阑干九曲红。日午画舫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唱和者更众，一时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的空前盛况。由此可见，此处所状情景，定是精工华美之至，才能让多少文人才子对它倾心不已。而在这样一个夜晚，初八之上弦月斜挂天边，雕栏画栋在清辉之下寂寂无声，妻子独倚画阑，不语，不言。这清空之中出现的缥缈人迹，在读者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又已渐远，梅枝摇曳，疏影乱，暗香浅。
最后“裙带北风飘”一句，来自唐朝李端《拜新月》一诗。纳兰这一句化用可谓巧妙。李端诗中所写，是为少女拜月的情态。诗中少女因心中许多言语无可诉说，故无奈而寄托明月。而纳兰词中这上弦月夜独立画桥的女子，内心有相似愁绪。其实，月辉清冷空灵，女子对月所思，非愁怨即祈望，直书反失之浅露。现只描摹月下独立，只勾勒心绪悠远，情意更醇，韵味更浓。空街无人，临风对月，缥缈之形，真纯之情，可怜惜之态，不由让人思及《洛神赋》中“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皎皎兮若轻云之闭月”等句，令人神往。而纵观全词，这神秘女子于寒风之中，观月，离去，已置读者于似闻不闻、似解不解之间，而末句以风中飘动的罗带，暗指李端《拜新月》诗意，似纯属客观描写，不涉及人物内心，但人物内心的思绪荡漾，却从罗带中断续飘出，使人情思萦绕，如月下花影，拂之不去。自“斜倚画阑娇不语”一句起，接连三句可谓精勾细画，刻意描绘，而笔锋落处，却又轻如蝶翅。
表面看，似即写词人的所见所闻，又全用素描手法，只以线条勾勒轮廓。而空远之景与罗带翻飞的细节彼此映衬，人物亭立的倩影跃然纸上，沁人肌髓，这正是词人高超艺术功力所在。一词五句而能翻转折进，于平淡中饶蕴深情，确是浑朴超妙。前后相映之间，词人的无聊心绪、无限愁情，全在其中了。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