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在这篇文章中,极力表达的是对过去奢靡生活的追悔之情。李煜写这篇文章时,萦绕在心中的不仅有思念兄弟之情,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威,即所谓“怆家艰之如毁”,只不过惧于当时的情势,不敢言明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李煜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述了自己手足不得相见的悲伤之情,以及对年轻时候兄弟们奢侈享乐生活的怀念:“量珠聘伎,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邱山而委糟。”他感觉到,如今的手足分离,和当年这种不思振作的生活恐怕不无关系。“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那用兮泪涟满。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可谓此文名句。就在当年的三月,李煜继续派自己的弟弟李从谦如宋进贡珍宝器用金帛、并买宴钱,数量加倍。
文章以“尔之告我,曾非所宜”为结束,呼应开头的“左右进言”,说明在国破家亡与兄弟离索的悲痛心情下庆祝节日并不合适。
这首诗第一句写养蚕的辛勤劳苦。诗人在这里没有过多地描写养蚕的过程,只是用“辛勤”与“得茧不盈筐”互相对照,突出了蚕事的艰辛。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此诗人在下句说这些养蚕人“灯下缥丝恨更长”。这句诗用茧丝来比喻蚕农的恨,既形象又贴切。劳动人民每天深夜都要抽丝织布,每一缕丝都是蚕农辛酸的记录,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劳动果实被统治者白白拿去,所以在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每一声织机的声响都是劳动人民的叹息,都是劳动人民的诉说。
第三句诗锋一转,写穿绫罗绸缎的贵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蚕农和织妇的辛酸,他们只知贪爱绣在绸缎上的鸳鸯图案。这样,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更为明显,更清楚地点明封建社会贫富的对立,写出劳动人民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愤恨和鄙视,诗的社会意义就更深刻,社会作用更广泛了。
全诗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前两句同后两句构成对比,使诗意更加鲜明,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石榴是美丽女子与纯洁爱情的象征,诗人盛赞了婀娜的榴枝、繁富的榴实、轻盈的榴膜、鲜丽的榴子,表现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然而尽管石榴比碧桃还要美丽娇艳,却也无法红颜“一千年”。《石榴》既是生命的挽歌也是爱情的悼亡诗。“榴”字凡四叠,分别写其枝、实、膜、子,突出了石榴的美艳,读来春风扑面,不独上下句复辞,联内亦复辞。“碧桃”联袂而出,深叹人间红颜易逝,唯有深藏于心底的真诚与美好的情感才真的可以“碧桃红颊一千年”。
在艺术特色上,此诗运用了复词重言的手法,从而使节奏回环,词脉婉曲。李商隐写过许多这样的诗。有同步往复的,如“一弦一柱思华年”,“此花此叶长相映”。有同句双步往复的,如“一夕南风一叶危”,“半留相送半迎归”。这种同句不同音步的重叠往复,又可以组成对仗的一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还有同联内前后一次单复的,“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还有同联前后蝉联的,如“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也有同一联前后句首尾衔顾,使回环增大,涵盖全联的,如“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惟独这《石榴》一首诗内多次连环回复,大小回环相套,读来意韵连绵,回味无穷,绕梁三日,挥之不去。
王维这首送别之作意韵悠长,风神摇曳,绵邈蕴藉。饱含劝勉,一叙理想抱负之情。诗的开篇直接入题,描写送别情形。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现成之景,景中却蕴含深情:“柳”与“留”同音,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表示不忍离别,希望远行的人留下来。但分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友人乘坐的船只已经起航。这里写杨柳,不仅写现成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行客已稀,见境地的凄清,衬托出送别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第一句点明送别之地。第二句醒出“归江东”题意。刚才还很热闹的渡头,一下变得行客稀少,冷冷清清。惟有诗人自己,仍然立在那里,目送着友人渐渐远去。他的脑海里,或许在重温刚才与友人依依话别的情景,或许想起了之前和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追忆了。眼前只见友人所乘的船顺水而下,离自己越来越远。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也有目送友人乘舟而去的情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高高的黄鹤楼上,远眺孤舟,写的是远景。而王维捕捉的是船夫荡桨的细节,写的是近景。同样写送行,李白之潇洒与王维之细腻,可见一斑。
船儿渐行渐远,友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友人乘船而去,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将消失在诗人的视线之外。而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重新相逢。想到这些,诗人的心中难免有些怅惘。这时,诗人依依不舍,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像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是十分美丽的想象,有着无比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诗人似乎在对友人说:你在江上走,江南江北的春色包围着你;我的牵挂、友谊也和这春色一样,时时刻刻包围着你,陪你一路前行。春满江南江北,情亦满江南江北。不必特意写离愁别苦,别情已经充盈了满篇。更巧的是,自然之景与深挚之情妙合无间,耐人寻味。将自然界的春色比心灵中的感情,即景寓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极其自然。这里藉难写之景以抒无形之情,功夫当然又深了一层。写离情别绪哀而不伤,形象丰满,基调明快,这是盛唐诗歌的特色。
此诗描写的是最具普遍性的离别。与许多别诗一样,先用景色来制造—定的气氛,“行客稀”可见境地的凄清,反衬与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此诗末两句“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与牛希济《生查子》诗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句比较,手法相同,思路相近,同样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但感情一奔放一低徊,风格一浑成一婉约,各具姿态。“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两句是作者突发的奇想,将春色比作心中对朋友的情谊,情景妙合无间,表露得非常自然。原本充满愁绪的离别被诗人写得哀而不伤,反而觉得形象丰满、基调明快,其动人的艺术魅力不可否认。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