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登总持寺佛塔所望长安景色以及对佛法的感悟。全诗可分两层。第一层是前三联，描写诗人所望长安之景，一片繁华祥和的气氛；第二层是后三联，写诗人对佛法的感悟。全诗运用大量佛教典故，体现了诗人对佛法的热爱和对佛理的理解。
诗的前六句，通过诗人登塔所见，描写了长安的景色。渭河两岸，翠竹依绕，山水明快。上苑绵延逶迤，直接远山。京郊到处耸立着帝王公侯的华贵豪宅；阡陌纵横的田园上，农夫田舍也自然的散落。在身处半空的诗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大地上的平等点缀，如同杂色香花盛绕。
由此，引发了诗人进一步的感悟。佛教讲究从初地至喜欢地修至七地远行地，须经一大阿僧祗劫，从八地不动地至成佛，还须经一大阿僧祗劫。故曰：“累劫从初地。”而“为童忆聚沙”则是由《法华经·方便品》“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化出。此处既说童子聚沙亦远种佛因，也进一步说明成佛须经无量努力。更巧妙的是此二句皆与塔有联系。童子聚沙自不必说了，而“初地”一句则可引申到再高的塔也从初地上累土而成。二句既与塔有关，扣合题目，又具有佛理，构思十分巧妙。
“一窥公德见，弥益道心加”，诗人这里讲述了初地菩萨初窥心性，功德现前，进而更加精进，以期圆满成佛果。
诗的最后再次切题，既是因身在高塔而“坐觉诸天近”，同时也因为心系佛法，能感悟诸天欢喜，自觉相近。末句“空香逐落花”暗用散花典故，更加凸显自己心合佛法，并使全诗结束于幻美的气氛。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这是一首纪游写景的短诗。诗的内容记录了李白夜游寺庙的有趣经历。全诗没有一个生僻字，从头到尾用“夸张”的手法，形象而又逼真地写出了山寺之奇高，星夜之奇妙。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两句是写山寺之高。第一句正面描绘寺楼的峻峭挺拔、高耸入云。发端一个“ 危 ”字，倍显突兀醒目，与“高”字在同句中的巧妙组合，就确切、生动、形象地将山寺屹立山巅、雄视寰宇的非凡气势淋漓尽致地描摹了出来。次句以极其夸张的技法来烘托山寺之高耸云霄。字字将读者的审美视线引向星汉灿烂的夜空，非但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反给人旷阔感，以星夜的美丽引起人们对高耸入云的“危楼”的向往。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两句，“不敢”写出了作者夜临“危楼”时的心理状态，从诗人“不敢”与深“怕”的心理中，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到“山寺”与“天上人”的相距之近，这样，山寺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
诗人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山寺的高耸，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山上的这座楼好像有一百尺高，诗人站在楼顶就可以用手摘下天上的星星。在这儿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
此诗语言自然朴素，却形象逼真。全诗无一生僻字，却字字惊人，堪称“平字见奇”的绝世佳作。诗人借助大胆想象，渲染山寺之奇高，把山寺的高耸和夜晚的恐惧写的很逼真，从而将一座几乎不可想象的宏伟建筑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摘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童稚的想法，被诗人信手拈来，用入诗中，让人顿感情趣盎然，有返璞归真之妙。
李白的诗风豪放雄健，想象极其丰富，语言自然婉转，音律富于变化而又和谐统一，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此诗寥寥数笔，就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了人在高处的愉悦、豪放、可爱、率直。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