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
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江上朱楼”一首，写当地民俗风情。杨柳本是夹河而生，诗人用“桥东”“桥西”加以重复指示，把人的视线牵移到此，在人的刻意关注中，杨柳也似乎更加繁盛，春的气息便愈加浓郁可感。
把桥上的行人用“人来人去”来表现，以见其熙熙攘攘，人流涌动，充满了动感，紧接着缀以“唱歌声”三字，歌声与往来行人牵引杂合，忙碌而繁闹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土俗民风的独特性因这些词语的重复而得到了更突出的显示。
这首诗是遭贬后触景感怀之作。诗中对被贬于岳阳的源中丞，表示怀念和同情，也是借怜贾谊贬谪长沙，以喻自己的遭贬谪。
首联写诗人为身边景物所触动，而想到贬于洞庭湖畔岳阳城友人，通过写江上浪烟来寄托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中间两联写诗人由夏口至鹦鹉洲一路的所见所闻。尾联为劝慰元中丞语，忧愤之语倾泻而出，以同情友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境遇作结，也是作者自己人生遭际的写照。全诗语言圆熟，意境开阔，结构紧密，是艺术上较成熟的作品。
首联写船到鹦鹉洲时所见江间水波不兴、烟霭一空的景象，并逗起诗人对远在洞庭瑚畔约源中丞的相思之情：鹦鹉洲所在的江面无风无浪又无云烟，我这个途经楚地的客子对你的相思渺然无边。上句是诗人灵想独辟出来约晶莹洁净的水界，也是诗人思念源中丞的一个绝美的环境。下句以正面抒情承之，直写勃然于心的相思之情比江水还要广阁。“益渺然”三字结合眼前景物，极为夸张地写出诗人的怀友之情与江水同趋合流的一种艺术妙境。行文亦作流水之势，一无挂碍。
颔联分写两地景物。上句写诗人回眸汉口所见的暮景，下句虚拟源中丞所在地——洞庭的浩渺水色。远眺汉口，夕阳西下，暮归的鸟儿斜着翅膀渡过江去；作者遥想洞庭湖，秋水浩森，鼓涨到远方，似与远不可测的天边连在一起。在构图上更切近画理：颔联是工对，但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富于远势的图景，夕阳飞鸟着一“斜”字，画龙点睛，那暮色中斜飞的江鸟，似乎牵引着诗人的愁思，顺着秋波，与洞庭相连，而一个“远”字更使那愁思由一点而荡溢为浩渺无际。一近景。一远景；一实写，一虚拟，创造了极富张力、饶有空间感的“形”。一个身在汀洲心驰洞庭的诗人形象隐约其间，他的心已由此地（鹦鹉洲）飞越到彼地（洞庭湖）了。笔力清爽，情思渺远。结构上，上下两句似无联系，但这种切割空间的手法正好造成诗人凝眸飞鸟、思接远方的艺术空白，诗人的相思之情充盈激荡于其中。
颈联转折到眼前见闻口诗人在自家的小船上，怀思久之，不知不觉时间由夕阳西下推移到夜色沉沉的晚间。从与汀洲隔江相对背靠龟山的汉阳城里传来令人寒栗的号角声；一棵孤树下临大江，诗人的行船泊在沉沉夜色中，融没在浩渺的江面上。这一联因感情由上文的激扬陡转为低抑，所以这里所写的景物亦呈现出孤独凄寒的特征。城曰“孤”，角日“寒”，树日“独”，都是诗人特定心境物化出典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此次诗人被贬载痛南行的悲苦，置身异地的孤独情怀以及由号角传出的战乱气息，均借景物淡然映出口情景互藏其宅，是此联的妙处所在。
尾联自然而然地结出诗旨，用贾谊之典，含蓄地表示了对源中丞此贬的不平，而“古今怜”三字，更不仅表达了这事件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剧，而且隐含了自己曾遭贬南巴的同病相怜之感。
全诗是向友人遥寄相思和暗诉心中隐痛的，感情绵邀而凝重，语言整饰而流畅。特别是中间两联，落笔于景，而暗关乎情，情景融浃，相为珀芥，自是中国古典抒情诗的正道。
这首词收入《全唐诗·附词》，出于民间作者之手。此词既无字面上的精雕细琢，也无句法章法上的刻意经营，但在悬念的设置上颇具特色，读者当看其中那一份生活情趣。词牌为《醉公子》，意即咏醉公子，调名与词的内容吻合，此即所谓的“本意”词。
词人着意于“醉”，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极有层次，写得辗转多姿，曲折有致。此词在活泼谐谑的语言形式下，于朴素自然中，体现深厚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