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在公元1178年秋天，他从四川回到了阔别了九年的故乡绍兴。（陆游生于公元1125年）这时候的陆游已经五十三岁了。九年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环境的变化会很大，人的变化相对说来不会太大。但是对当时的陆游所处的时代来说，环境的变化相对要小些，而人事的变化会比较的大。作者这首词当是返乡之后所作。
故土久别重回，使词人产生对故乡的陌生感。上片，作者从久别重回故土发出了一系列的感叹。下片由时事变迁，年老体衰，但词人报国的“壮志”初衷未改，表现了词人不甘“溪友为伴”、老骥伏枥的豪情壮志。
起句“孤鹤归来（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辽东化鹤归来，老成凋谢，少者成长，使词人深切地感到人生无常。“孤鹤归来”：典故出自晋朝陶潜《搜神后记》，书中载，有个名字叫丁令威的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学成后化鹤归辽东，停在城门华表柱上，目注家乡物是人非，叹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词人时隔九年重新回归故里，眼见故里的老人谢世，新人成长，“换尽旧人”，恍如隔世。一个“尽”字，表明了作者些许哀伤、些许无奈。这“哀伤”和“无奈”从下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这一处处的荒凉的坟墓中躺着的人啊，曾经在生前有过多少美梦，现在都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断绝了。“念”在此处表达了词人的联想。有着词人对逝者的怀念和惋惜，有着对的世事不公的愤懑，有着对人生短暂的叹息！“王侯蝼蚁，毕竟成尘”，王侯：大人物；蝼蚁：蝼蛄与蚂蚁，指微小生物，这里比喻地位低微的人。杜甫《谒文公上方》诗有：“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虚。”词人面对“累累枯冢”告诉人们：在岁月面前，无论王公贵戚，平面百姓一律平等，最终都将化为尘土。这一切感想，作者是经过了宦海的多次沉浮，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反思和沉重感悟。
“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载酒”：携带着美酒。巷陌：街坊，这里指烟花巷。词人在感叹人生短暂的同时，脑海中又很自然地浮现出了过去美好生活的一个个回忆：他曾经携带着美酒，来到春色满园的林园中，对酒赏景；青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在春意昂然中寻花问柳，没有辜负了大好的春光和自己的青春年华。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那毕竟是过去了的绮梦，老境来临，沈腰潘鬓消磨，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的陆游不能不让人叹息。“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流年：流去的岁月，指光阴。围腰带剩：喻人老病，《南史·沈约传》：“（约）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点鬓霜新：双鬓花白。光阴流得很快，现在我已经人瘦弱衰老了，双鬓已经花白了。承接上句，词人由衷地发出了日月如梭，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感叹。
上片写自己回到故乡，就像当年的丁令威回到辽东一样，见到的是物是人非。自己曾经的亲朋故交许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看着一座座坟墓，想到与他们生前的交往，令人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载酒”三句是回忆，当年自己也曾载酒寻花，在园林巷陌之中留下足迹，并不曾辜负那上天赐予的大好春光。“流年改”一转，跌落现实，可如今时光流逝，自己也身体憔悴，两鬓斑白了，可是功业依然无成。
下片写了许多自慰语和旷达语，以掩饰心中的惆怅。“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交亲”：知交和亲友。知交和亲友象流云一般地飘散了。这里作者将人事的变换比作流云，因为云的变幻极快，所谓“风云变幻”，亲友都流散了，死的死，走的走。而今未曾料到的只剩下孤身单影，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与词的上片，“换尽旧人”相对应。故乡已经换尽旧人，惟有我未换，累累枯冢我还尚存人间。孑然一身回故乡，眼见亲友故交消亡了，面对累累枯冢，一种莫名的悲凉，怅惘之情，从词人心中油然而起，但作者还是极力安慰自己，“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幸好，我现在眼睛还算看得见，瘦弱的身体还算健康，品茶也能够知道茶的甘甜，吃饭也还能够嚼烂。这是标准的阿Q式的表白。紧接着这是阿Q式的无可奈何的自我标榜，词人又以“非惟我老，更有人贫”为宽慰自己：不要以为自己老迈了，还有许多的穷人活的比我更累呢。对陆游来说，作为一个离职的官宦，家在有佣仆使女，一般的家务琐事无须他处理，而故乡的穷人就不同了。
所以，词人特地将“更有人贫”提出来，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吧。作者曾在《书喜》诗中写道：“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这与此处的“幸眼明身健”四句的用词相同。作者万里西归，为什么还总是那样戚戚不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用自慰来解脱呢？紧接着，作者作了回答：“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原来陆游一生为官，志在恢复祖国的大好河山，希望自己能为祖国抗击金人的入侵而作出贡献，他在不久，也是在故乡的山阴写下一篇《诉衷情》，全词是如下：“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出生的第二年，北宋便为金人所灭。
陆游青壮年时期一心向往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四十八岁那年他曾经到西北前线南郑（今陕西汉中），在川陕宣抚使王炎公署里参与军事活动。但是因为朝廷缺乏坚持北伐收复河山一贯的思想，主和苟安，所以他的满腹壮志和愿望只能变成满腔忧愤。他还在《夜读兵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身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是一切的努力后来眼看都化作了泡影，“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陆游在词中虽然一再自慰，但是，从他“躲尽危机，消残壮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是无法宁静的。他在朝为官的时候，为了抗金大业，放言直陈己志，却屡屡遭到朝廷公侯的排挤，屈居下僚。危机虽然侥幸躲过，然而壮志已经消残。
“短艇湖中闲采蒪”蒪（chun）：水生植物名，又名水葵，可作羹。陆游在《寒夜移疾》诗中自注说：“湘湖在萧山县，产蒪绝美。”在“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回到家乡的日子里，乘着小舟，在湖中悠闲地采蒪。这里，陆游的采蒪和其它人的采蒪有着不同之处，词人并不缺乏美味的菜肴，他采蒪主要还是在表现他的无奈，他的消磨时日。或者说他是去感受一下下湖采蒪的乐趣。当然，自己采来自己尝鲜，也不乏美妙之处。
结尾：“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我还有什么可以有遗恨的呢？现在我与渔翁饮酒同醉，与小溪旁的农民结为邻居，我感到这一切很满足了。这样的生活真得能让词人满足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词中“吾何恨”三字透露了词人心中的不满。既然没有“恨”，又何必问。既然问了就应该是有恨。如果无恨，这问就显得无理；如果有恨，又是恨什么呢？词人没有回答，应该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更让人感到陆游有的是让他痛苦难耐的恨。
我们从直到他临死时候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陆游的恨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恨。这是陆游之所以千百年来成为后人无可遗忘的诗人、词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他的诗词让我们百颂不厌的重要原因！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操是一以贯之的。他渴望沦陷区的收复和国家的统一的思想，这正是他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这样不说出来的恨，就更加使词人和读者痛苦难耐了。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