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的题目和诗的首联可以看出，李白是从扬州一直将赵炎送到长芦渡口的。但从地理上看两地相距还是很远的，可见李白殷殷之意、依依之情。同时也说明长芦渡口在当时是勾通长江南北和长江航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渡口。
从第二联开始，李白连用三个典故，隐讳地表达了他欲起沉疴、救危世的想法，以及对赵炎的赞赏。第二联中“楚太子”、“广陵涛”，典出《七发》，李白用这个典故来说明现在的唐朝政治就像楚太子一样，身缠重病，需要像吴客这样的人来指出它的病根，唤起统治者的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挽救。李白曾被谗逼迫离开长安，流放夜郎，他生活上能够接触民众，政治上遭受失败挫折，精神上倍受痛苦打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所在，但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现实，让他非常无奈。楚太子因吴客的叙说幸亏而愈，而眼前的状况却没有谁能改变。李白在平静的引用中，寄寓了深刻的思考和希望。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仙尉”、“四豪”表达了对好友的称赞。“仙尉”典出《汉书·梅福传》。李白借此称赞赵炎在当涂任上的政绩。“英风凌四豪”一句是赞扬赵炎风流倜傥、风采英姿和礼贤下士的形象和气质。贾谊《过秦论》说“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李白说他超过了“四豪”，可见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这里李白轻松地引用了两个典故，盛赞了友人的才情，同时也隐含了自己怀才不遇，难展宏图的愤懑。
第四联交待了送别的地点和天气情况。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在长江边的长芦古镇，李白将船系在岸边，看着烟高云淡的天空，浩淼荡荡的长江，面对好友，有说不尽的话语，割不断的愁思。从短短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李白挽着赵炎的手，抬首翘望天水一色的远方，心中充满惆怅的送别场面。
第五联“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意犹未尽的李白拉着朋友的衣袖，欢快地来到长芦街市的酒楼，炎热的天气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火热，他们手把蒲扇，一边摇扇，一边喝金陵美酒，食长江蟹鲜，话离别之情。“摇扇”的动作不禁又让人想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儒雅形象，他们谈论的话题除了知己家事之外，肯定还有政治国事。“蟹螯就金液”（李白《月下独酌》）是李白最喜欢的美事，“酒仙”和朋友一起吃着“蟹螯”美味，赋诗吟唱是美好的“快事”。
诗的最后一联集中体现李白对告别友人的殷殷之情和豪放气质。他们这一分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面，前途顺逆难以预料，但思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什么时候想起了老朋友，就登上高处，向远方吟歌一首，遥寄幽思。十分深情，十分豪放，十分浪漫，“诗仙”的本色表现无遗。
从全诗整体上看，李白虽是信笔写来，但落笔还是错落有致的。他的描写由远及近，从南京写到长芦；再由近及远，从当前写到未来，一气呵成，体现了他驾御文字的非凡能力。
晋献公有九子，因听信宠妾骊姬之谗，改立其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即晋文公）出奔蒲，献公命寺人披攻打蒲，重耳越墙而逃，被披追上砍掉一只袖子。晋献公死，重耳的弟弟夷吾继位而为惠公，惠公又派披到狄追杀重耳，重耳再逃，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为晋文公。又遭惠公旧臣吕、郤谋杀。
这篇文字写了寺人披——勃鞮（di）向晋文公提供情报、助其避难平乱的过程。勃鞮应是晋文公的仇敌，但是重耳逃亡十九年，历经事件不枚胜数，在不同的过程中，其宽阔的胸襟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应对事件的谋略所预示的必能振兴国家的前景，使各类的人物，在他入主晋国之初，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勃鞮就是第一个。他得知叛乱的确切情报，也认定了即使是不以此觐见，晋文公也能够不计前嫌，最起码是不会杀了他。事情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想，也使他决心投靠重耳。这一起个人恩怨的理智处置，为晋文公赢得了时间，使他能够在紧急的关头避离，最后借助秦穆公镇压了叛军；也为他随后一系列稳定政局的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文中几位主人公，即晋文公、勃鞮、秦穆公、吕甥、郤芮，我讲《阴饴甥对秦伯》一文时，曾有简略的介绍，这里，对他们整体的状况，以及在该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一个梗概的说明。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时他已经成人，很有贤名，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贤士辅助。后来晋献公宠爱骊姬姐妹，准备废掉太子申生，这也牵涉到申生的弟弟公子重耳、夷吾，重耳为避开骊姬的谗害，他带兵离京守备蒲城。申生自杀后，晋献公派兵讨伐蒲城，宦官履鞮——即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勃鞮——率军攻入蒲城，并逼迫重耳自杀。危机中重耳逾墙逃命，履鞮去追捕，却只割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逃到母亲的娘家狄国，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五年后晋献公死，里克杀了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悼子，要迎接重耳为君，重耳斟酌后谢绝了。于是他们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继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畏惧重耳的名望，又派履鞮带领壮士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与谋士赵衰商议，狄国太小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无力辅助他们，决定去投奔齐桓公。重耳与赵衰曾在狄国娶妻，她们是姐妹二人：季隗（kui）和叔隗。辞行时重耳让其妻耐心等候二十五年，如还不回来任凭其嫁人。季隗说：“这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也成材了，放心，我等你回来！”
在齐国，齐桓公厚待重耳一行，并选王室的女子婚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齐姜。齐桓公死后，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后来的国君也很敬重重耳，给予他优厚的款待，重耳又很爱齐女，就不顾齐已无力帮助他的现实，再也不愿离开齐国。齐女大义凛然，规劝重耳：“你是一国的公子，被迫害才来到这里，那么多的贤士为了你奔命。你不想回去，为安逸不能回报他们的苦心，我都为你害羞！现在还不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大业？”她和赵衰等商议，借机将重耳灌得大醉，放置车上一行人疾驶，待重耳醒来已经出了齐国。重耳大怒仗剑要杀咎犯（另一贤士，重耳的舅舅），咎犯说：“你成了大事，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重耳冷静了下来，仍然狠狠地说：“大事若不成，我吃舅舅的肉！”咎犯回答：“要是成不了大事，我的肉是又腥又臊，怎么能吃？”
一路上，他们途径卫、曹、宋、郑等国，有礼遇也有冷落，最后到达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厚待重耳。过了几个月，晋太子圉逃出了秦国，秦穆公大怒，下决心迎接重耳以帮助他入主晋国。楚成王为重耳分析了形势，力促他依靠秦穆公，厚送他赴秦。见到重耳，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是急于回国的。”重耳和赵衰再拜：“我们仰望君王，如同禾苗盼着春雨！”秦穆公送怀赢等五女给重耳，开始重耳不想接受（因为涉及怀公姬圉），谋臣们说：“他的国家都将属于我们，何况他的妻子！不能只拘小节。”
晋惠公死晋怀公继位。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归晋，晋国的大臣多欢迎重耳，只有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不附。秦军渡过黄河，围困令狐，晋军屯于庐柳对恃。后来由咎犯出面，与秦晋大夫会盟，重耳入晋师、入曲沃、入武宫，逃亡在外十九年，即位为晋文公已六十二岁了。怀公圉逃亡到高粱，被晋文公派人刺杀。
吕甥、郤芮不愿附和晋文公，谋划在晋文公还没有稳住局势时，率军焚烧王宫杀重耳。其阴谋被勃鞮得知，于是有了下文：
吕甥（即阴饴甥，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和郤芮担心被害，就准备孤注一掷，焚烧王宫杀死晋侯。这时宫人勃鞮（寺人：即后世所说的宦官，披：即勃鞮，亦称履鞮）求见晋文公。但是文公派人斥责（让）他，并推托拒绝相见。来人传达晋文公的话：“在蒲城那一仗，君王命令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一夜，你（女：古通汝）是当天就赶到了。我跟狄国国君在渭河边打猎（田，古通畋：tian打猎），你奉惠公命令赶来设计谋杀我，他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三夜，你却第二天晚上就赶到了。虽然是有君王的命令，可你怎么那样行动迅速呢？那只衣袖（祛qu）现在我还存着呢，你赶快跑吧（别等到我后悔，那就会杀了你）！”勃鞮回答说：“我以为您进入国内掌权，就已经懂得了作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若）仍然还没有明了，就还要遭遇灾难啊！对君王的命令必须要专注，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为国君除掉他所憎恶的人，执行者只能是全力以赴。至于这人是蒲人还是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您现在即国君之位，难道就没有蒲城、狄国的仇人了吗？齐桓公能放下被射中带钩的恩怨，拜管仲为相，您如果和他不同（不是胸怀宽阔），那何劳您命令（我走开）呢？要走的人还很多，岂止仅仅是我这受过宫刑的臣子呐！”
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勃鞮把将发生的灾难告诉了文公。晋文公秘密地离开晋国，到王城会见了秦穆公。三月底晋国王宫起火，吕甥（瑕：一说是吕甥的封地邑名，但是他原封地应该是阴邑；另说阴饴甥复姓瑕吕）、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就追到黄河边，秦穆公设计骗其进入王城，扑杀了他们。
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晋文公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和齐桓公应属比肩，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齐桓公也曾流亡国外，回国即位途中，被管仲箭射带钩，及至管仲被押解回来，桓公却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拜其为相国，奠定了他称霸诸侯的人才基础。重耳即位时所面临的状况和齐桓公类似，百废待兴、政局动乱，而且他已经是六十三岁，能用的时间无多。但是磨难赋予了他智慧和经验，也为他拓展出了博大的容量。在国家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正是这一切，给了他理智、机遇、灵感、对策和最后的胜利。晋文公开始听说勃鞮来，动怒但没有报复，只是劝其逃走——晋文公也是常人，有着人所共有的情感：“别呆在这里了，也许我一会儿越想越恨就杀了你”——胸襟的容量已见端倪，也正是这一表现，才使勃鞮放心了：重耳确是大贤！才讲出了一番大道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晋文公才能涉险无虞。勃鞮的归附，使得晋文公更加明确了，要振兴晋国，必须团结臣民安抚人心稳定政局。秦国的军队，可以帮他打下江山，可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则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借助秦穆公杀掉吕甥、郤芮后，立即颁发赦令：在献公、惠公、怀公时期直至此次叛乱中，晋国官员和其他人等，无论他是否吕郤二人的同党，对其任何作为一律不咎既往，都仍在原位供职。但是晋国上下还是人心惶惶。可想而知，重耳受尽迫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国内的官员大多是反对派。
这时小吏头须求见。这个头须，原是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管理一应的财物。在重耳离开齐国的时候，他动摇了。现实明摆着，就凭着这一班人？复国必将是遥遥无期，住在齐国还能安逸温饱，偏偏要跑出来，真是上宾不当去做流浪汉。于是头须卷走了财产悄悄回到晋国。使得重耳两手空空，在曹、宋、郑国备受折难。头须在赦令颁发后——他倒是谨慎，不像勃鞮那样冒险，有赦令在，最少是确保了自己项上的人头——看出了赦令的成效不佳，就仿效勃鞮来见晋文公，说：“你若继续信任、使用我，人们就会认定：‘对战时谋杀他的勃鞮、危难中抛弃他的头须，国君都能任用，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局面就会稳定下来。”晋文公大喜，就仍然让头须为他驾车，也即亲兵，出入都和重耳同行止。这在晋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知道晋文公不计前嫌，胸怀宽阔。使恶意的流言自灭。
晋文公打开了局面，秦穆公很高兴，将文赢送来团聚。重耳在蒲城的儿子姬欢，献公征剿时躲入民间，其母死难而姬欢幸免。不久也来都城相聚，文赢认他为己子，被晋文公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晋襄公。狄国国君送来季隗，齐国也送来了文姜。晋文公把她们的事情说给文赢，尤其是文姜大义责难和设计，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文赢十分赞许她们的品德，并坚持让正位给文姜。开始重耳未答应，文赢请求秦穆公帮助，才最后定了下来。
“读史使人明智。”从历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应该已经读出应该怎样对待前年的仇敌。个性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出了晋文公的宽容大度，捐弃前仇，化敌为友的胸怀。而寺人披又是随机应变，机智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晋文公，以前自己的攻打对象能够毫无保留的诉说自己所知的情报，体现了待人的真诚，是何等的为人境界！文章虽然不长，但是精简的笔墨描绘将来龙去脉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以雄奇之笔写哀怨之情，最为定庵所擅长，亦最能体现其“剑”、“箫”合一的独特的美学品格。这两篇《夜坐》如此，下面两篇《秋心》亦复如是，将其对读，能对定庵诗歌卓绝处有更深一重体验。
本组诗作于道光三年（1823）秋，作者以内阁中书充国史馆校对官，又值第四次应会试落榜，孤愤之情、奇崛之意纷至沓来，夜坐难眠，遂有此神思飙发、想象突奔之篇章。前首一开始即点出“伤心”二字，为一组诗之关捩，而“不如放眼入青冥”则将视野放宽至无垠的夜空，藉此来思索宇宙与人生，于是全诗基调顿时超越了一城一地的鸡虫得失，而是展现出广阔深邃的诗意图景与哲理意蕴。“一山”二句为定庵诗中奇语，与其说是遥望黑夜所见，毋宁说仍是展现了心灵化的“夜色”，“山”、“丘陵”、“万籁”、“帝坐”等亦皆是人文化了的意象，其造势之峻峭、思想之锋锐曾为康有为等激赏。五六句以旧典隐微陈郁地表现作者对时政、尤其是人材问题的见解，一“似”字、一“久”字为匠心所在，充满指责愤激之意。“平生不蓄湘累问”一句反用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诗意，既然问天而无效，那便只有月中嫦娥能够听取自己的忧愤了！汹涌的失望孤独之情跃跃然于纸上。
第二篇首联之“沉沉”二字、“一睨”二字均极精警，活画出定庵“一山突起”的人格风范，可是这位睨视海内人材的杰出者不是因为幼年即堕入晋贤的通脱狂浪、不拘礼法之风，至而立之年才参与史席、距离自己的理想长途漫漫么？然则作者理想为何？古之所谓“三不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类为人艳羡者居然都不在其眼中！他所期冀的原来是一种“回肠荡气”的又与解脱烦恼的禅学相关的“情”和“才”的交融。然而，所谓“逃禅一意皈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诗人对禅宗真的虔信否？这只是无奈之下的遁逃而已！那些难以销除的如玉美人和如虹剑气才是他深心处想往的境界啊！作者豪气横空，可“万一”二字又透出明知难以实现的“伤心”与苍凉。中夜独坐，总不过是以“来何汹涌”开始，以“去尚缠绵”告终的罢！
尝见张远山（《齐人物论》作者之一）称李白将“愁”写得“欣喜若狂”，以为深得太白诗歌三昧。不妨也如此说，如龚自珍将“伤心”写得如此气象万千者，太白之后，亦不多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