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饶有理趣，借题发挥的警世诗。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描写牧童自在自得的神情，悠然牛背上，短笛信口吹，宛然如画。牧童骑着牛儿，从前村慢慢走过；吹着笛儿，笛声在田间随风飘悠。“骑牛”与“吹笛”，生动地描摹出牧童洒脱的形象、悠闲的心情：同时，诗人把牧童放在“村”与“岸”的背景上，使画面境界外阔，显得“野”味浓郁。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即事论理，拉出逐利争名、机关算尽的“长安名利客”与悠然自得的牧童相比。有多少在官场上争名逐利的庸人，费尽心机，其实不如牧童自在快乐啊！在一贬一褒之中，表露出作者清高自赏、不与俗流合污的心态，同时也在赞美牧童。
该《牧童诗》与《红楼梦》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中悠闲自得，吹笛牛背，早出晚归，不愁食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自然既飘逸而又理想，可惜在黑暗的制度下，只不过是文人学士们的“空想”之一。
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
这是诗人会试下第，从京城返家，途中题壁之作。诗人感叹科举考试的艰辛，以及饱食终日的当权者不知道朝廷已日薄西山，危机四伏，却依然迷恋着昔日的余晖，因而说出就此归隐，与美人佛经相伴，了此一生的激愤语。诗中既表现了诗人科场失意的愤懑，也流露出对国事时势的深切忧虑。全诗以比喻象征手法刻画社会现实，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深沉蕴藉，耐人寻味。
首联回顾亲身经历的两次科举考试的失败，诗人禁不住发出一声浩叹，这浩叹正如晏殊所谓“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花不尽》）的怅惘失望。但是，他并没有因失败而一并失去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学问、见识都是独步一时、自成一家的。而也许正因为是“自一家”，他才屡次落第。“莽无涯”三字把时间延伸到遥远的未来，含有无限的感慨，沉痛低徊；“纵横”则又把时间向历史深处推溯再向未来延伸，同时又把现在的一段拓宽，大有纵观古往今来、横视天下当代的气概，充满自信，深沉坚定。这两句一果一因，一叹一转，已经蕴含了全诗的大意。
颔联是全诗的警句，表面是描写此时此地所见的景与物：秋天来了，堂内的燕子还安卧不动；暮色苍茫，路旁的乌鸦依然痴恋夕阳而不归巢。实际上，只要稍微联系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句诗所隐含的深层意义，那时的清王朝正是处在这样―种秋风衰飒、暮色浓重的局势中，眼看着就有被吞没被覆亡的危险，诗人一路上或许就有许多这样的见闻。而全国上下仍像堂内燕、路旁鸦一样，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燕子是候鸟，秋冬之际必须南迁，否则，北方的冬天将冻结它的生命；乌鸦也得在天黑之前归巢，否则将遭遇“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短歌行二首·其一》）的难堪。而诗人笔下的燕和鸦，居然感受不到秋风、暮气的侵袭，感受不到冬天黑暗死亡覆没的气息，由此引发了诗人的哀叹、焦虑。“夕阳”“暮鸦”意象常见于古诗词中，确有实写景物之义，但这里的“夕阳”应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一类，与“秋气”一起，成为王朝渐趋衰落的象征。这是诗人的深忧，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先觉者的悲哀，“自一家”的具体表现。
颈联这两句意思比较晦涩、模糊，大意是说：天生丽质而不愿以姿容媚俗的绝色女子，是得不到人的宠爱的；根底深厚而不能绽开鲜花笑脸迎人的参天古木，也不会得到众眼的赏睐。“东邻”“嫠老”似合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天下之佳人……莫若臣东家之子”及《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中“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等典故，却又难以指实。这样就导致对诗句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分歧。“东邻嫠老”“古木根深”作感慨解可，作自负解也可；“难为妾”“不似花”作伤心语可，作矜持语也可；就主体言，作诗人的自道看可，作为对方设看也可。联系全诗及其创作背景，应该说，这些理解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只有同时并存才是较为合理的解释。诗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常为大国忧”，但因为不愿趋时媚俗，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赏识，一再落第。现在面对周仪暐这个理解他的人，其内心活动的复杂是可以想见的，自伤自负、自怜怜人，种种情感交结一起，难分先后主次。这两句照应开头两句，是全诗所有情结的绾合。
尾联是说诗人想望着有朝一日像飞鸿那样高翔远翥，退出名利场的追逐，伴着美人和佛经，度过自己的一生。“何日”是一种期盼的口吻，而“葬”则语含酸痛。冥鸿遂迹，美人经卷，似带着一定的哲理和玄义，予人某种启迪，但同样扑朔迷离，难以指实。这两句自是愤激话。其实，由唐至清一千余年有关科举的诗中，最不能当真的就是落第诗的结尾两句。不管它是怎样的激昂慷慨，还是怎样的意志消沉，都只是一时冲动。拿龚自珍来说，虽然从这一年开始他“收狂向禅”，但并未真的一生礼佛成为高僧，况美人与经卷也是难以同时捧置在手的。这一次失败后他又多次赴举，直至一第，也并未真的“鸿飞冥冥”成为世外高人。这是他的矛盾和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在“秋气”“夕阳”中，他空有救时扶世而“自一家”的心与才，却没有施展怀抱的时与世。他预感到“堂内燕”“路旁鸦”的危险，却只能希望像“冥鸿”那样独自离开，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先觉者”的写照。
上片开首，作者采用用对比的手法说：“洞户深深掩。笑世间、浓脂腻粉，那般妆点。”描写那白海棠的可爱，说它素洁的淡妆，是不以浓妆艳抹为美的。此处特点是词人用了拟人化的口吻，同时这里也映射、批评了世俗的审美。随即词人又赞美白海棠“认取朦胧明月下，不许东风偷飐”。说它不欲白日中在东风拨动下搔首弄姿，招惹狂蜂浪蝶。在朦胧明月下，尤其展示了它的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它“偏触动、词人系念”。词中对白海棠的赞美，表现了词人与世俗的审美倾向的不同。词人又感叹如观赏到白海棠的开放一样，“好春光”是不多的。而“昨日微阴今日雨”，是词人希望天公能够为自己多留一些明媚的时光，哪怕是仅如片刻的“一时暂”，这是词人对春的留恋。
下片，词境又进一步扩展，而以“冰绡雾縠”句为过渡。这里词人用丝绸织品的美丽，来比喻白海棠开放时的美丽春光，衬托白海棠。问“谁烘染”，实际是用疑问来赞叹花被烘染得更美。这春光如一副画一般。下面就是这画面的描述：“爱依依、柔条照水，靓妆清艳。”水边的柳条，依依映照，一片光彩美丽。还有“墙角绿阴栏外影”，这影子照射在芸窗上，照射到床席上。中间，还有被什么隔开的一片“清阴暗澹”，等等。这里词人解答了自己过片所提出的“谁烘染”的疑问。词人对于“烘染”着白海棠的一片春花，作了尽情的渲染。当然，这些都是词人审美欣赏的表现。作为同时也擅长绘画的词人，在整首作品中，也表现着词中有画的特点。最后，词人又未免感伤地说：“不是封姨情太薄，是盈盈树底魂难忏。”白海棠开在晚春，这时，树木已盈盈茂盛，花魂却难以挽留了，而不能怪是封姨鼓风，吹折了它。对于词主人公来说，也触景生情，故发出了“春欲暮，易生感”的喟叹。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