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二年春行至巫山遇赦,回到江陵。杜甫远在北方,只闻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还,忧思拳拳,久而成梦。
这两首记梦诗,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人仇兆鳌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本篇文字亦依仇本。)上篇写初次梦见李白时的心理,表现对故人吉凶生死的关切;下篇写梦中所见李白的形象,抒写对故人悲惨遭遇的同情。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要写梦,先言别:未言别,先说死,以死别衬托生别,极写李白流放绝域、久无音讯在诗人心中造成的苦痛。开头便如阴风骤起,吹来一片弥漫全诗的悲怆气氛。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不说梦见故人,而说故人入;而故人所以入梦,又是有感于诗人的长久思念,写出李白幻影在梦中倏忽而现的情景,也表现了诗人乍见故人的喜悦和欣慰。但这欣喜只不过一剎那,转念之间便觉不对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既累系于江南瘴疠之乡,怎么就能插翅飞出罗网,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呢?联想世间关于李白下落的种种不祥的传闻,诗人不禁暗暗思忖:莫非他真的死了?眼前的他是生魂还是死魂?路远难测啊!乍见而喜,转念而疑,继而生出深深地忧虑和恐惧,诗人对自己梦幻心理的刻画,是十分细腻逼真的。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归魂去,诗人依然思量不已:故人魂魄,星夜从江南而来,又星夜自秦州而返,来时要飞越南方青郁郁的千里枫林,归去要渡过秦陇黑沉沉的万丈关塞,多么遥远,多么艰辛,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在满屋明晃晃的月光里面,诗人忽又觉得李白那憔悴的容颜依稀尚在,凝神细辨,才知是一种朦胧的错觉。想到故人魂魄一路归去,夜又深,路又远,江湖之间,风涛险恶,诗人内心祝告着、叮咛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惊骇可怖的景象,正好是李白险恶处境的象征;这惴惴不安的祈祷,体现着诗人对故人命运的殷忧。这里,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魂来枫林青”,出自《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旧说系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蛟龙”一语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初年,有人在长沙见到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听他说:“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通过用典将李白与屈原联系起来,不但突出了李白命运的悲剧色彩,而且表示着杜甫对李白的称许和崇敬。
上篇所写是诗人初次梦见李白的情景,此后数夜,又连续出现类似的梦境,于是诗人又有下篇的咏叹。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这是一首闺怨诗。前四句写春末夏初的景物,引出思妇。这里写了垂柳、蘼芜、芙蓉和飞花四种各自独立的景物,以折杨柳送别、采芙蓉求欢等民俗事象来暗示思妇的心态,以悬念征夫的情感将四个貌似各不相干的画面融成一体。这开头四句具有“状溢目前”而“情在词外”的隐秀之美。
接着四句用旧事喻思妇守空闺,意象变换如峰回路转,从暗喻转为明写。“采桑”句承汉乐府《陌上桑》之意表示思妇的美好;“织锦”句借苏蕙织锦之典表示思妇的相思。“荡子”点明相思的对象,“关山”标明相思的遥远;“风月”句使诗题彰明更显著。“风月守空闺”,仅五字就勾勒出一个思妇独守空房,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月美景,颇有“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情致。
再用八句写思妇的悲苦情状,妙在用景物的衬托,把思妇的思念之切活画了出来。其中“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两句,则将思妇的内心完全形象化了,自然界的“夜鹊”和“晨鸡”用来比喻昼夜的更替,她的心就像这两句诗里的意象,感受到时世的沧桑嬗变。“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是当时传诵的名句。牖暗,梁空,蛛网悬挂,燕泥落下,在工整的对偶和确切、形象的语言运用中,把门庭冷落的情况以及思妇极端凄凉悲苦的心情完全表现出来。传说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薛道衡将要被处死时,隋炀帝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由于隋炀帝忌薛的诗才而特别提出这句诗,因而使之传为名句。这两句诗可用来形容人去楼空、好景不常这类景况。
以上多为近距离的意象,而最后四句多为远距离的意象。“代北”与“辽西”都是远离思妇的边塞,这是从空间上写其“远”“;前年”与“今岁”表明思妇与征人离别之久,这是从时间上写其“远”。正因为他们相距远,所以思妇回首往日而心境悲凉,展望来日,她与那征人团聚的希望虽然在寂寞中燃烧,但也在寂寞中破灭:“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结末二句埋怨丈夫久戍于外而不归,以问句作结,内心的埋怨之情表露无遗。
正是在这种由暗而明、由外而内、由近而远的意象转换之中,显示出此诗的特色:铺排中有起伏,工稳中有流动,轻靡中有超逸,绮丽中有清俊。尤其是“暗牖”二句,足以表明薛道衡学习南朝诗歌细致深微的艺术风格上尚能登堂入室。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