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是杜审言为好友崔融而作，崔融时任唐代节度使掌书记之官。
“君王行出将，书记远从征”以叙事的方式，交待友人远出的原因和形势，描绘出一幅君王为歼敌派将出征、书记随主帅即将远行的景致。友人踏上征程，投身远征之地，自然少不了关于行军和战斗的事迹。然而，诗人却以一种巧妙的手法，通过烘托氛围，从另一侧面切入，描绘了送别的主题，进一步提升了诗歌的内涵，使其结构更为清晰有序，同时也更加生动。在诗篇中，通过对比“君王”与“书记”，以及“行”与“远”之间的巧妙呼应，诗人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切称赞和羡慕之情。这其中蕴含着诗人真挚的送别之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对友人未来的美好期望，期盼他能够在征战中有所建树，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以写景的方式，紧接上文，描绘出一幅饯别的帐蓬连绵不断、从宫阙直伸延到河边的景致。诗人通过充满激情的情感、富有想象力的构思和夸张的表达，赋予整个结构以严谨的呈现，以此刻画出征途上那激昂隆重的送别场景以及壮观雄伟的军容。“连”、“动”两个动词，用得贴切自然，可谓一字传神，觥筹交错中，使得出征和送行的场面声势浩大、气势强劲。
“旌旃朝朔气，茄吹夜边声”写诗人想象奔赴战场后的情景：旌旗在晨光下迎着朔风招展，笳声在月色里放声长鸣，响彻边城。“朝”、“朔气”、“吹”、“边声”，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势，流露出军营严肃、高昂的士气和战场的悲壮气氛，侧面夸赞行军和驻屯的整肃和警惕，暗寓出诗人对此次战争必胜信念的情愫。
“坐觉烟尘扫，秋风古北平”描绘出一幅友人稳坐中军筹划灭敌计谋、待到北疆秋风劲吹之日传来平定的捷报的景致。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却把友人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活灵活现，洋溢着诗人寄托着对朋友的希望和鼓励。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既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又衬写了包括友人在内的将士们的无畏精神。“坐觉”、“扫”、“平”，突显出诗人对友人的勉励，表现出对友人才华的信任和王师必胜的信心。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开头四句，诗人实写眼前的送别。后面四句，诗人超越空间的限制，写想象中的边塞恶劣的气候环境，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荒寒悲凉的景象，烘托出浓烈的战争气氛。此诗虚实相照，机趣盎然，格调古朴苍劲，音韵铿锵流转，写得言简意赅又不失笔调豪放，回肠荡气又不失痛快淋漓，没有悲悲切切的话语，而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令人鼓舞的力量。诗中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稳坐中军、运筹帷幄的威武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此词开头是回忆。十年以前，这期间，多少人生况味，他只以“月白风清”四字概括。“月白风清”四字，色调明朗，既象征处境的顺利，也反映心情的愉悦，给人的想象是美好、广阔的。至“忧患凋零”四字，猛一跌宕，展现十年以后的生活。种种不幸，他仅以“忧患凋零”四字概之，以虚代实，更有千钧之力。接着以“老去光阴速可惊”，作上片之结，语言朴质无华，斩截有力。“速可惊”三字，直似从肺腑中发出。
此词下片承前片意脉，有如藕断丝连；但感情上骤然转折，又似异军突起。时光的流逝，不幸的降临，使得词人容颜渐老，但他那颗充满活力的心，却还似从前一样，于是他豪迈地唱道“鬓华虽改心无改”！他是把一腔忧愤深深地埋藏心底，语言虽豪迈而感情却很沉郁。
这里，词人久经人世沧桑、历尽宦海浮沉的老辣性格，似乎隐然可见。以纵酒寻欢来慰藉余年，其中渗透着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词中接下去就说“试把金觥”。本来就有销愁的意思；但此词着一“把”字，便显出豪迈的气概。
结尾二句紧承前句。词人手把酒杯，耳听旧曲，似乎自己仍陶醉往日的豪情盛慨里。这个结尾正与起首相互呼应，相互补充。这里，词人说“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便补足了前面的意思，首尾相应，运转自如，于是便构成了统一的艺术整体。曲既旧矣，又复重听，一个“旧”字，一个“重”字，便把词人的感情和读者的想象带到十年以前的环境里。
王自中，字道甫。因“少负奇气，自立崖岸”，陈亮自青少年时即以气类相近而与之为刘琨、祖逖之交。可惜王自中登第后，长期屈居小官，夙志渐灰，两人的晚节末路遂不免异向。因此，陈亮在这首怀念之作中，便提出了语重心长的责讽。
在这首词中，作者首先回忆昔日从游之乐，再写老友久别，几历春秋，相思相忆，书信罕通，但是友情还是时萦怀抱的。这首词语言虽较其他篇目委婉，但其中一种刚直愤激之气，却已活脱脱地展露在读者面前，仍不失龙的本色。
首先，作者同忆昔日从游之乐。当时他们二人虽同处于困厄落魄的境地，但志在恢复，意气豪迈，携手行歌，视人间富贵如无物，这是很值得留恋的往事。然而“头胪如许尚何求”，岁月荏苒，韶华易逝，转眼头发已经变白，现在还要追求什么。这是陈亮对王自中自述衷曲说的，认为二人昔日志同道合，今天仍然应该采取同样态度，不应易志变节，随俗浮沉。
“心肝吐尽无余事，口尚安然岂远谋”，正是说自己多年来屡次上书，披肝沥胆，力陈救国大义，说尽了心中欲吐之言，既不见纳，无以自效，总算尽心了，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值得挂怀的。至于衣食温饱，那是很容易满足的，何须为此而长计远虑、到处奔竞呢。这确是陈亮的真实思想。这句话明写自己，实为写给王自中，借以反衬汲汲于利禄的行为之可鄙。表面是自述胸臆，实则意在责问对方，冀其有所省悟。
下片仍承上意，却不直接指责对方，而先说老友久别，相思相忆，友情时萦怀抱。近来会时时想念友人，作者道：“大都眼孔新来浅，羡尔微官做计周”——不无讽刺地说：大约近来我目光短浅了，也羡慕起你虽官低位卑，却善为自己谋划了。这既是正话反说，又是假己责人。上片明明说自己主张“口尚安然岂远谋”，认为大丈夫应当尽瘁国事，不为一身温饱萦心，这里却又说自己忽然羡慕起对方“微官做计周”了，这当然不是作者本意，实只在于责讽对方新来“眼孔浅”，为了那“微官”而“做计周”罢了。这里既为王道甫怀才不遇、长期官微职卑的处境抱不平，又对他背弃理想，只顾为生活的温饱处心积虑而深表惋惜。这种对友人交织着爱与恨的感情，正是这个一贯以严肃态度对待人生的政治思想家所特有的、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诚挚友谊。